我个人认为，王建南没有去坐台，已经是人才的极大浪费，我居然还抢他的粉子，确实很不公平，对女人更不公平。
当然，从我的愿望出发，让王建南去“坐台”当然很好，但从现实角度上看，也不太合适，甚至还不如在广告公司搞文案策划。
这个行业最近几年竞争越来越激烈，要赚大钱很不容易，除非卷走某个富婆的细软逃跑到沿海。我估计，以王建南的自身条件，如果要包装成“青春偶像”型，好好装酷打扮一下勉强算是一个帅哥，但毕竟已是30出头的老男人；如果要走“知识型”路线，本身才华虽然绰绰有余，但现在是一个文凭社会，连贪官都有博士文凭，他那点本科学历远远不够。而且我听说，最近上海那边的一些“富女”同志，对“小白脸”的要求越来越高，除非是老外，她们才不论高矮胖瘦、黑白美丑一网打尽，欧美亚非拉兼收并蓄。如果是中国帅哥，要求就不一样了，就算达不到“才如余教授”，外表也要“貌比谢霆锋”。
最后我觉得，从王建南的自身条件出发，最适合走一走“实力派”路线，但那种夜生活特别辛苦，和养猪场的配种猪差不多，对以后的感情生活会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当然，这一切只是我的白日作梦，坐台当“鸭子”首先就过不了精神文明这一关。在现实生活中，我根本想不出一条具体的措施，可以弥补多年来我对朋友的惭愧之情。
天色暗了，我和王建南抬起坐麻了的屁股，走出了大慈寺。
王建南说：“红姐的老公可能靠不住，必须亲自去找。”
我说人家的老婆你比人家还着急，然后我想起了以前的事，问他：
“咋个你后来不和红姐来往了？”
“前年我们吵过一架，我不该逼她”王建南的表情明显有一丝愧色。
他把事情仔细跟我说一下，听他说完后我才知道，原来红姐的家庭情况非常糟糕，她在地下舞厅一个月“砂轮”下来，挣的钱只够老公打麻将，还有女儿的学费和老人的医药费。所以王建南一再坚持要给她钱，红姐坚决不接受。她说如果她接受了，她就成什么了？那王建南不就成了什么什么？
最后王建南威逼她说，如果不接受，那以后就不必再来往了。没想到这女人性子很烈，果然一年多不和王建南联系。
王建南说，在红姐和他的感情之间，红姐总是要拼命维护自己唯一的自尊，的确是红颜命薄。
没想到新世纪了，还有这种“方脑壳”的女人，为了维护自己所谓的自尊，让别人干着急。难怪当年“口红门”事件时，王建南在周家梅面前编的故事那么感人，没想到他说的话全部都是真的，除了那支口红以外。
我提出和他一起去找，我们分了工，一人左一人右，在顺城街两边的“洞洞舞厅”分头找。
到了晚上，我们在办公室碰了头，都一无所获。
深夜终于接到红姐老公打来的电话，也说没找到。
最后，我和王建南只好报了案。
第二天了，红姐还没有消息。
中午吃盒饭的时候，我和两个客户代表聊天，说起东郊一个下岗女工两天不见了，老公很着急，找到我们公司来了。
小叶说：“哎呀，可能只有到跳蹬河去找啰！”
王建南一听，打了一个冷战，说：“不可能！”
小叶莫然其妙，急忙说：“是你们熟人嗦，我这张臭嘴巴打胡乱说的？”
我也认为绝不可能，我想红姐总算很有些姿色的粉子，怎么也不可能沦落到跳蹬河那种地方去。
王建南嘴上虽说不可能，但心里不得不当一回事，他放下刚吃了几口的盒饭，跟我要了汽车钥匙，冲出门就走了。
快要下班的时候，我接到王建南的手机，电话里他的声音有气无力：
“向东，你赶快过来一趟。”
“情况怎么样？”
“你带一千块钱来。”
一千块钱！
——四个字差点把我惊得差点瘫在老板椅上，尽管已有一些心理准备，但一听到王建南说“一千块钱”，我还是大吃了一惊。
红姐怎么会走上这条道路，居然这么愚昧。
跳蹬河是府南河下游10公里的一个回流处，每年春夏涨水时节，上游成都周边地区跳河的人如果当时捞不起来，大多数都会漂到那里去。当然，每年漂到那里去的基本上都是女人，通常女人比男人更容易选择跳河这种方式。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大都知道，所谓1000元，就是给跳蹬河“捞人专业户”的起价劳务费。
我从卡上取了两千块钱，在蜀都大道上拦了一辆出租，往东郊方向拼命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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