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张国义摇身一变又成了市教育局的局长秘书兼司机，这个市教育局吴局长早先在农村呆过，曾经是张国忠爷爷的战友。这天，张国义拎了两瓶酒来到了吴局长家，吃完饭后，张国义问局长能不能帮忙把自己的哥哥从农村整回来，这对于一个厅级干部来说简直太简单了，而且当时文革结束后百废待举，像张国忠这样的老中专毕业生，正好是教育口急缺的人才。给人事局的同志打了电话后，一纸调动通知送到了李村。
送行会上，李队长以及三个儿子眼圈泛红，“国忠啊，你可别忘了乡亲们啊，隔三差五回来瞅一眼……”
“嗯，嗯……”张国忠也是鼻子酸酸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毕竟是一起生活了十年的乡亲们，平时扯淡喝酒觉得没什么，现在真要分开了，还真是舍不得。但说句实话，此时张国忠刚来农村那股子锐气已经没有了，毕竟还是年轻人，对外面花花世界的憧憬与渴望此刻在张国忠的心中已经燃烧了很多年。
老刘头的案子在张国义的走动下也翻案了，走出监狱，张国忠在监狱外等着，骑自行车带着老刘头在登瀛楼饭庄吃了一桌，花了张国忠十二块钱，虽说没什么感情，但这老刘头毕竟是自己的师兄，也算是对马真人的一种缅怀吧。
被调回市里后，张国忠在一所中专当老师，教语文，说真格的，张国忠这些年对古文的研究，对自己的文化造诣帮助很大，虽然已经十年没教过书了，但是这中专语文还是难不倒张国忠的。日子一天一天过，眼看着李二丫就到了预产期了。
“是个男孩……”护士摘下口罩，告诉在门外焦急等待的一家人。张国忠高兴地当时就跪在地上了，“师傅啊……，我当爹啦！”护士虽然接生过不少孕妇，见过各种各样高兴的举动，但还没见过这样的，“噢，我哥他就这样，他师傅前两年出车祸了，自己没孩子，就想抱抱徒弟的孩子。”张国义立即编起瞎话。
不过这一来最高兴的还是张国忠的爹娘，本来对李二丫这个农村丫头，二老也就那么回事，但孩子一生下来，还是个男孩，李二丫在家里的地位立即得到了飞跃性的提升，虽说男女平等的观念是当时社会教育的重点，但重男轻女的思想在张国忠全家尤其是他爷爷的思想里还是有着一席之地的。
按出生的年月讲，这孩子五行缺土，按当年师傅的提示，孩子应带城头土，张国忠琢磨了半天，便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张毅城”。
学校里给张国忠分了一套房子，一家三口在这楼里生活的还算不错，至少有自来水、下水道和电灯电视，这在农村都是想也不敢想的。按当时的标准，张国忠分到的房子应该叫“独厨（天津市早期的房屋标准如下：最初级的楼房应该是伙单，就是仅有自己的居室，多个邻居共用同一个厨房和一个厕所，伙单之上便是独厨，就是自己家有独立的厨房，但厕所要与邻居共用，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又有了独单和偏单，所谓独单，就是独立拥有厕所厨房的一居室，所谓偏单，也就是当初最高等的住房，是独立拥有厕所厨房的两居室，这在八十年代中期至少是处级干部的待遇，直到现在，独单和偏单的称呼，还是天津人对于一居室、两居室房屋的代名词）”，张毅城就近在校附属的托儿所入托，而李二丫也被安排在了校办工厂上班，生产带磁铁的旅游象棋。
光阴似箭，改革开放的春风很快沐浴了中华大地，时间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外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的在中国这些大城市遍地开花，大到汽车、家电制造，小到金融地产投资，全国处处都是外商的影子。天津也不理外，尤其是些港商，或是开着小轿车招摇过市，或是在友谊宾馆潇洒地要上一杯二十多块钱的咖啡，不论外商做出什么举动，都成了一些刚富起来的中国人的榜样。
张国义不是省油的灯这谁都知道，这天，张国忠正在家备教案，外面忽然有人敲门，李二丫打开门，只见张国义带着一个身高最多有一米六的小个子进了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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