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接到“春逢病危”电报的考嫫来了。
“临死前，应该让他多吃点好吃的东西。”
考嫫提着一大包点心、水果和糖果去了医院，昏迷不醒的春逢根本吃不了，护士小姐严厉地申斥了她。
春逢在生死的边缘徘徊了十天后，突然苏醒了。医生说即使能救活也极有可能变成植物人，春逢能苏醒真是个奇迹。可是他左眼的视力很差，和失明差不多，脑电波也异常。医生说恐怕会得后遗症，便给我们介绍了某大学医院的专家。
春逢平均一星期要发作一次，究竟属于外伤还是精神刺激，专家也难下判断。他常常半夜惊叫着跳起来，喊着：“疼！疼！妈妈。”左半边身子不停地抽搐。两眼睁得大大的，跟他说什么都没有反应。医生告诉妈妈：“打他也可以，要让他缓过来。否则会永远恢复不了的。”于是每当他发作时，妈妈就用针扎他，或往他头上浇水。大人不在家的夜晚，这些必须由我来做。
春逢的发作，春树的梦游——家里的夜晚就像爬不上来的洞穴，我滑进了疲劳的深渊。夜很漫长，每当夜晚降临，我总感觉早晨不会再来。
“在爸爸和妈妈回来前，你们看电视等着。”有时，我为了不让弟弟们睡着，还给他们的眼睛上抹过牙粉。
在四年级的第二学期，我转了学。妈妈说服了退休的堀江：“你从退休金里拿出一千万付首期，剩下的六百万的分期贷款，由我们来付。”以爸爸和堀江两人的名义，买下了位于西区住宅街的一所旧房子。我家住一层，考嫫和堀江住二层。
在同一个时期，也是根据妈妈的“现在买绝对不吃亏”的建议，爸爸和堀江以低价共同购买了一百坪横滨市绿区（现在的都筑区）山里的土地。可是最近我问妈妈“那块地多少钱买的”时，如果妈妈没有撒谎的话，三十年前堀江买的绿区的一百坪土地，实际上一测量只有七十坪。据说堀江曾半开玩笑地对爸爸说过：“如果能找回那三十坪，就送给你。”不知爸爸用了什么办法，怎么问妈妈也不说，反正爸爸用了十年时间，不仅堀江的那三十坪，还把相邻的一百坪弄到了手。
当时这里只是一座山，还有个小湖，后来开发成“港北新住宅区”，泡沫经济时价值二亿日元。现在据说连一半都卖不了。
我的小说《客满新居》里描写了这块土地。
我家从中区到南区，然后到西区，这样在横滨市中心搬来搬去。随着从南区租住的房子搬到西区的独门独户的日期临近，“转学”两个字在我的心中变得越来越大了。不光是我，爸爸和妈妈都喜气洋洋的，一见面就嘻嘻哈哈地摔跤玩。家里充满了乐天的气氛，仿佛只要一搬家，一切都会如意似的。
听说我家要搬家，隔壁的阿梢非常悲伤，这使我很意外。她把最心爱的不干胶贴画和色纸整盒地送给我，还要把手表也给我，我坚决不要，她一生气，把手表扔进了河沟。回家后，她又把娃娃、教科书和文具统统从窗户里扔出去——阿梢的哭闹声和她妈妈的责骂声传了过来。
第二天早晨，坐在同一辆班车上，我对她说：“我给你写信。”她把脸一扭：“瞎说，你根本不会给我写信！你会把我忘了的。”一路上无论我跟她说什么，她一直都没理我。
那时候，我朦胧注意到，阿梢的爸爸一喝醉酒回来就打家里人，每个家庭都有着像手帕脏了洗不掉的污渍一样的不幸。从隔壁传来的叫唤、呜咽，阿梢妈妈脸上的紫红色瘀痕——可见阿梢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幸福。
临转学的前一天，大野老师对我说：“阿柳，扫除完了留一下。”
教室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以为要挨训，心里很紧张。谁知大野老师把和已去世的丈夫去英国旅游时买的工艺品八音盒和绣花手帕悄悄递给了我。之后的几分钟，老师什么也没有说。我坐得直直的，两手放在膝盖上，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回家的路上，我陶醉于映入眼帘的所有风景，传入耳膜的所有声音。各种各样的回忆消失不见了，我被包裹在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幸福里。我干脆地告别了我熟悉的人和物，我想要改变。回忆已没有必要了。我把老师给我的八音盒和手帕埋在了公园里。
窥视着我的天空是没有虚假同情的遥远的蔚蓝色。
柳美里[著] 竺家荣[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