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也是在夏天——
野猫在房檐下生了一窝小猫。听见稚嫩的喵喵声，爸爸抓起手电筒站了起来。爸爸用扫帚赶走了母猫，揪起还没睁开眼的小猫的脖子，放进纸箱里拿走了。弟弟蹲在地上哭，我悄悄地跟着爸爸，看见爸爸把纸箱扔在了大门外的野地里。第二天，我朝纸箱里一瞧，小猫已经死了。过了几天我又去看了一次，大概是前天下雨的缘故，从破纸箱里露出来的小猫的尸骸上爬满了蛆——不知为什么我不觉得小猫和虫子的尸体恶心、可怕。
我迟一年上了幼儿园的“大班”。和小一岁的春树同年。奇怪的是我进的是杉山神社境内的幼儿园，而春树进的是教会办的成美学园的附属幼儿园。杉山幼儿园只有郁金香的标记，没有制服。而弟弟去的成美学园有黄色的罩衫，每个班还有颜色不同的贝雷帽，我羡慕极了。
我所在的桃班老师是个头发染成茶色，嘴长得像猩猩那么难看的年轻女子。她是“The Folk Grusaders”The Folk Grusaders，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日本风靡一时的音乐创作团体。的狂热崇拜者，所以我们班的游戏是“回来的醉鬼”。
“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去天堂了……天堂是个好地方，一起来吧，那里有好酒，有漂亮的姑娘。”
她像跳阿波舞阿波舞是日本关西地区德岛县最大的节庆活动，有400年的历史，与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并列为热情奔放的世界性舞蹈。那样手舞足蹈，连小孩子看了都觉得难为情。
弟弟一从幼儿园回来，就得意地给爸爸妈妈表演当天新学的游戏。
“吧嗒吧嗒落下来的樱花啊，为什么吧嗒吧嗒落下来？”弟弟一边唱一边用手掌做出从胸前飘落到膝下的样子。这是将赞美歌的歌词改成了适合孩子唱的简单歌词了。无论是弟弟从幼儿园带回来的《圣经》，还是弟弟说的“我主耶稣”，都让我羡慕得不得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班老师和梅班的老师站在香资匣前说的话。
“我过生日时他送给我的黑色蕾丝文胸和内裤太透了，外面穿什么好啊？”
“丧服之类的呗……”
“我哪有丧服啊?”
“我有。你不想穿的话，干脆给我吧。”
“你要吗？那我明天给你拿来。”
自己为什么会对这种对话印象那么深呢?
我回家跟妈妈一说，妈妈嘴角浮出奇怪的笑容，定睛瞧着我，也许是妈妈的视线使我记住了她们的对话吧。对于孩子来说，大人那些难以理解的对话和视线充满了迷惑和神秘，在肯定得不到任何答案的迷茫中，孩子长大成人。妈妈的视线羽化了幼儿心中的“性”和“女人”。
一天晚上，淀川长治主持的电影节目中播放了《无情战火有情天》《无情战火有情天》，法国电影，Jeux Interdits (1952)，又译《禁忌的游戏》。。我看着看着伤心地哭了起来（现在我最喜欢的外国电影仍然是《无情战火有情天》）。爸爸和妈妈对视了一眼笑起来，我便跑到厕所里去哭。第二天早晨，妈妈照着《无情战火有情天》里的女主人公的发型给我梳了头，我望着镜子里自己的打扮，满足地去了幼儿园。
刚一进教室,女孩子们就把针尖一样的目光集中到我的头上。“什么怪发型，丑八怪。”有人刚这么一说，大家立刻围拢到我的身边，有的女孩揪我的发带，有的女孩拧我的胳臂。
“丑八怪，丑八怪！”手从四面八方伸过来揪我的头发。我紧闭着嘴不哭出来，想起爸爸说的“打架的时候，就跟他巴库七几（韩语是撞头）”，于是我冲着面前一个男孩的额头使劲一撞头。他哭了起来，其他人可逮到机会了，对我拳打脚踢起来，又是抓又是挠。
“住手！”
老师来了，拽开了抓着我的头发和衣服的孩子。被我巴库七几的男孩儿捂着额头号哭不止。若无其事地玩起积木来的女孩子们瞟着我说：“最先动手打人的是美里。”
“大家欺负一个人可不对呀。”老师唱歌似的说。然后摸着我的头说：“把美里费好大劲编的发辫都弄得乱七八糟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