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权利制约权力
一篇文章特意提到，“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任何国家政权都有摆脱人民的监督控制，由人民公仆变为人民主人的趋势”。由这样的“规律”，应该引出的结论只能是一个：必须用广泛而有效的人民民主权利来制约国家、政权的权力。也就是说，要在人民“自治”与政府“权威”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凡是需要权威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种对这种权威的制约；凡是需要权力集中与强制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种相应的牵制与平衡。”
但在中国政治中所缺少的，正是这样的“牵制”、“制约”、“平衡”的观念，以及民间公共力量对政府的“压力”作用；我们所追求的，始终是无限的、绝对的权力。如论者所说，“一直有人公开和暗地里认为专制比民主更为可取，尤其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迅速的起飞的过程中，一小批坚强有力、富有远见、紧握大权的领导者，通过‘强迫把羊群赶进牧场’的专制手段，较之于听任那些不懂得自己真实利益所在的芸芸众生漫无节制的要求，变化无常的意见，更能取得成功。这种见解曾经是很流行的。我国长期以来对民主建设的轻视无疑和这种见解大有关系。研究近代史的同志指出：在近百年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过程中，要求民主的呼声总是被要求富国强兵的呼声所淹没”，“对于这样一种权力，人民既没有力量纠正它早期不严重的错误（除非这个无限权力自己愿意纠正），更没有力量阻止它后来的扩张（如果它继续扩张的话）。这样一种无限权力排除了一切通过人民的力量以正常程序进行自我调节的可能性，人们几乎只能坐视它把国家引向任何地方”。
论者说：“历史上有过那么多悲惨的先例”，其实这也正是他和他的朋友、支持者的一个隐忧。“为了防止权力滥用，防止权力变质；同时也为了权力更加有效地发挥其应有职能，我们必须明确权力的行使范围。其中最起码的一条，就是确认言论权利不容侵犯。”
用权利制约权力！——这是最能显示1980年的校园竞选所要发动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运动的本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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