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英国大哲学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宛如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每当我们置身其中，耳旁都是金玉珠玑的历史回音，眼前尽现琳琅满目的历史胜景，或厚重或警醒或震撼或多彩，让我们回味也让我们深思。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基础，也是每个中华子孙引以为傲的灵魂所在。五千年的变迁，不仅为我们留下了浩瀚的历史，也承载着文明的印记。我们的祖先在漫长而曲折的奋斗历程中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无数王朝的更迭为后人留下了历史年轮滑过的真实印记，而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在历史长河的荡涤之下为我们留下了叹为观止的真迹，同时各民族也在自己的领域创造出许多独具特色富有魅力的文化奇珍。历史为我们创造了宝贵财富，我们要珍惜更要加以宣扬。

　　五千年的历史是浩繁而宏大的，而古今中外的历史典籍、史学著作更是汗牛充栋。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尽览文明与历史的精髓，对于忙碌的现代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能够有所选择的阅读最有价值的文化，最想知道的历史，最想了解的名人，最想浏览的古迹，无疑是无数读者梦寐以求的事情，而这也正是本套丛书所有编辑的初衷。为此，我们特地邀请众多在各自领域有专长的学者和专家编撰了这套《你最该知道的中国》系列丛书，该书从各个层面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艺术、人文、地理、民俗等做了一次系统的梳理。旨在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中国、热爱中国、弘扬中国。该书可以作为历史爱好者参阅的读本，也可以是学生在教材之外更清晰深入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更是所有渴望让心灵和历史对话的读者的最好选择。我们衷心希望本套丛书的出版能获得大家的厚爱。

　　作为该套丛书之一的《文化艺术》，将带领读者一睹五千年的文明风采。

　　日往月来，物换星移，几千年来，人类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兴盛与衰微，辉煌与陨落，和风丽日与腥风血雨。许多事随尘烟而逝，许多事被历代传承。有人一生奋斗却怀才不遇，有人一世拼搏而浮沉史海，这些人和事汇成了浩瀚的历史长河，也铸就了人类文明。

　　“试拂三闾文字，还与日月争光”，中国五千年的文化之不朽，体现在他登峰造极的文学成就上，也体现在他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深远的历史影响上。当我们了解了孔子以及他思想产生的来源，就会明白为什么儒家思想能够流传至今而且被世界推崇；当我们阅读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并且知道其诗的背景，就会更深刻地体会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和一个文人的悲悯情怀；而文坛斗士鲁迅，不仅使我们折服于他锋利如枪的笔触，更被他一个文人的气节和骨气而感动。

　　如果说文字是历史的真实记录，那么绘画艺术就是历史的重现。铺开中华文明这幅大画卷，流传于世的名家名品可谓是数不胜数，他们在艺术上的造诣也是出神入化。阎立本的《步辇图》，徐渭的《花鸟图》，徐悲鸿豪迈奔放的《八骏图》，每一副作品都透射着艺术的魅力，同时也融汇了作者对艺术的理解和对人生的感悟，当我们用眼睛欣赏佳品的时候又何尝不是让自己的心灵做一次轻松惬意的旅行!

　　绘画艺术是对历史无声的再现，而戏曲音乐和舞蹈就是立体回声。流传至今的舞蹈的活化石——傩舞，反复观看却看之不厌，师旷的作品古琴十大名曲之一的《阳春白雪》，多次聆听却听之不倦。艺术的魅力不在于时间的长久，而在于历经岁月流沙，却依然魅力依旧。

　　文化可以让你增识长智，艺术可以让你陶冶心性，走进文化艺术的殿堂，我们心旷神怡、甘之如醇。追求艺术的那种超越、完美的精神，是人类永不荒芜的灵根、灵性。

  

　　第一章  文人文学

　　老子与《道德经》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结构和中华民族精神思想的蕴蓄磨砺期。在那个现实生活相对混乱动荡、思想领域却极其活跃繁荣的年代，流传至今的中国式的最根本的道德、思想乃至文化精粹得以孕育成形。那时的诸子百家可谓是这种精粹孕育成形过程中各种文化思想百川汇流、冲激跌宕的时代现象。老子作《道德经》，创道家学派，开文化一脉，泽被千年，影响深远。

    老子（约前570~前470）,姓李，名耳，《庄子》称他为老聃，楚国苦县（今涡阳县）人，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哲学家。

    老聃自幼聪慧，静思好学，从师于精通殷商礼乐的商容。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史官。晚年在故里陈国居住，后出关赴秦讲学,死于扶风。

    老子研读《尚书》的时期是他思想发展的成熟期。当时老子声名鹊起，许多学者都慕名前来讨教。据说孔子就专程前往洛邑向李耳问礼。他们在庙堂阶前看到一尊“三缄其口”的金人，孔子问他，背后的铭文“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虑”是何意。老子的回答是：一个人等到他的骨头都已腐朽了，只有他的言论尚存。况且作为一个君子，时机成熟的时候可以出而为仕，否则就随遇而安。会做生意的商人，常把货物藏得很严密，仿佛一无所有;有盛德的君子，看他的容貌，仿佛十分愚钝。去掉你身上的骄气与过多的欲望，去掉你造作的姿态与过多的志向，这些对你有益无害。

      孔子离去后，对自己的弟子说：“鸟，我知道它能飞翔;鱼，我知道它能在水中游动；兽，我知道它能奔跑。能奔跑的兽我可以用网去捕捉它，能游的鱼可以用钓绳去钓，能飞的鸟可以用箭去射。至于龙，我就不知道了，它是否能乘风云飞上天呢?我今天见到老子，感觉他就像龙一样。”

    本来，老子的思想已开始向隐居修养、追求无名发展，恰好此时周王室的一场内乱又使他得以由仕途中解脱。周王室发生内乱，景王崩，王子朝叛变，在守藏室中带走了大批的周朝典籍逃奔到楚国。此事波及到李耳，李耳于是辞去守藏室史官之职，离开周都，准备从此隐居。行至函谷关时，令尹喜请求道：“先生要隐居了，请尽力写一部书吧。”于是老子写了一部书，这就是《道德经》。

    老子的思想集中于《道德经》，这是他唯一的传世之作，书中所述基本上反映了他的思想。他用“道”来概括宇宙万物的生成与演变——道是客观自然规律，又具有永恒绝对的本体的意义。他提出“反者道之动”，指出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的对立，认为事物的变化都是有和无的统一，意识到对立面的互相转化，并提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他还主张“柔弱胜刚强”。他教导后世应“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名无欲，使夫智者所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为)”。他热爱和平,反对无谓的战争。他指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者多，是以饥。”并奉劝统治者“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道德经》一书言简意赅、博大精深，谈宇宙，谈人生，提出了“道”、“自然”、“无为”等著名的哲学概念，成为中国哲学的基础之作。

  

　　千古儒圣孔子

    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奴隶制度腐朽衰败向封建地主制转变的时期。奴隶起义和平民暴动不断发生。他的儒学产生于春秋晚期,是中国社会由禅让到父传子的家天下，历经三代至春秋的社会政治伦理的理论概括,是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由乱而治的理论指导。

    孔子（前551~前479），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孔子应鲁大夫之请，返回鲁国。此时，孔子率弟子出外游历宋、卫、陈、楚、蔡等国已有14年之久。孔子虽然满怀复兴周礼、改良时政的政治抱负，却没有一个诸侯愿意重用他。孔子返回鲁国不久，鲁哀公、季康曾先后问政于孔子，但最终没有重新启用。孔子眼见自己的政治理想无法施展，于是转而致力于著述与讲学，以求得自己的理想、思想、学识传播于后世。

    孔子无甚政绩却享有“素王”之称。他门下有弟子三千，六艺皆通者七十二人。这批门徒多为当世的杰出人才，最出色的有颜回、子路、子贡、宰予等。有一次，楚昭王想给孔子封地拜官，他的宰相子西阻止他说：“大王自认为手下的宰相有没有比得上颜回的？”昭王说没有。子西又问，那么大王的将军有没有比得上子路的呢？昭王又说没有。子西又问他有没有像子贡这样的外交官，宰予这样的执事官，昭王经过子西这番提醒，才发现要是引进孔子这样的人才，恐怕要连自己的宝座都保不住，于是最终改变了主意。

　　一次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粮食充足，扩充军备，人民信任。”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一定要去掉一项，在这三项里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再去掉一项，在这两项里该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没有粮食，虽然会饿死，但自古以来，人都会死的。如果没有了人民对国家的信任这一项，也就失去了立国之本了。”

    孔子的成就主要是在教育和哲学领域以及政治思想上。儒家思想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    

    汉代的董仲舒说服当时的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此，儒家思想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孔子也成为我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千古儒圣。

  

　　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诗经》是我国文学光辉的起点，是我国文学发达很早的标志，它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诗经》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

    《诗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内容从西周到春秋中期大概五百年间的作品，共305篇，包括《风》、《雅》、《颂》三类，《风》又名《国风》，大部分是各地民歌，有诗160篇。《雅》有《大雅》、《小雅》之分，《大雅》基本是贵族作品,《小雅》包括贵族作品和民歌，有诗105篇。《颂》也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是贵族祭祀祖先和神灵的诗歌，有诗40篇。《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五经》（无《乐》）之一。

    “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我国古代文艺宝库中璀璨的明珠。“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绚丽多彩的画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受剥削、受压迫处境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在《七月》中，我们看到了奴隶们血泪斑斑的生活；在《伐檀》中更感悟了被剥削者阶级意识的觉醒，愤懑的奴隶已经向不劳而获的寄生虫、吸血鬼大胆地提出了正义的指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獾兮？”有的诗中还描写劳动者对统治阶级直接展开斗争，以取得生存的权利。在这方面，《硕鼠》具有震颤人心的力量。“国风”中有一些反映兵役、徭役给人民造成极大痛苦的诗，如《殷其雷》、《伯兮》、《君子于役》等。“国风”中还有数量不少的爱情诗。反映不合理的婚姻给妇女造成极大的痛苦，表达青年男女对美满婚姻的向往和追求，是这类爱情诗的重要主题。《氓》、《谷风》等篇为我们展示的正是这种生活画面。而《柏舟》还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反抗意识。基调健康、乐观的恋歌（如《静女》、《木瓜》等），更给爱情诗增添了一种和谐、喜悦的情愫。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思想情感的真实表达。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关雎》是“周南”里的第一首诗，也是《诗经》的第一篇。古人把它放在三百篇之首，说明了它的重要。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此后，历代学者评《关雎》皆“折衷于夫子”。《关雎》写的是一个男子对一个女子的思念、追求过程，写他求之不得的痛苦和求而得之的喜悦。其文、义、声、情俱佳，足为“国风”之始，《诗经》之冠。

    诗的第一章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他听着鸠鸟和鸣的时候，有一个姑娘在河边采荇菜，她左右采摘荇菜的美好姿态给了他一个难忘的印象，爱慕之情油然而生，并使他醒时梦时都思念着她。“求之不得”以下四句，总括地写出这种强烈激动的感情。但因为追求这个姑娘没有达到目的，所以“寤寐思服”、“辗转反侧”。第二章的八句，写这个男子日夜不安的苦闷和焦灼的心情。最后一章，进一步表达了这个男子对采荇菜的姑娘的深切思慕和美好愿望。“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是写他寤寐求其实现的愿望，也就是他想像结婚时的热闹情景。

    《蒹葭》是“秦风”中的一首爱情诗。“蒹葭苍苍，露为霜”，展现一幅萧瑟冷落的秋景，给全诗笼罩了一层凄清落寞的情调。这时主人公来到河边，翘首伫立，凝视着河的对岸──那是“伊人”居住的仙乡琼楼，给人以隔雾观花、若隐若现、朦胧缥缈之感。主人公反复去寻求“伊人”，而“伊人”也只在“水中央”、“水中坻”、“水中”，恍惚迷离，可望不可及。主人公没有因此罢休，决心冲破天堑，追求伊人。一忽儿逆水而上，一忽儿顺水而下，但都无法到达“蓬莱仙境”。咫尺天涯，令人无限惆怅!

  

　　中国法之源《韩非子》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其思想主要集中在韩非子的作品集《韩非子》里。

     韩非子（约前281~前233），生活于战国末期，为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

    战国后期，为躲避战乱，韩非全家迁至今驻马店市西平县酒店镇的韩棠村。身为贵族的韩非子从小立志要做一番大事业。于是，他在弱冠之年便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游历天下，最终投师于当时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法家荀子。荀子在齐国讲学时，门徒不可胜数，其中，有两位著名人物，一位是后任秦国丞相的李斯，一位就是韩非子。韩非子为人正直，天资聪慧又勤学不怠，因而他的老师放言“帝王之术非韩非不能大，法家之思非韩非不能广”。    

    公元前233年，秦王发兵攻打韩国，向韩国索要韩非。韩王就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来到秦国后，秦王很高兴，和韩非促膝畅谈天下大事，但韩非口吃，善著述而不善言谈。韩非劝秦王不要先攻打韩国，应先将赵国消灭掉。秦王以为韩非有私心，便开始猜疑，置之而不重用。李斯、姚贾因嫉妒而进谗言诋毁韩非，说韩非本是韩国公子，终究为韩而非为秦尽全力。如果秦王不用而放他回韩国，将给秦国留下祸患，不如杀了他。秦王听信谗言，将韩非下狱论罪。李斯派人送毒药给韩非，逼他自杀。等秦王要召见他时，才知道韩非已身死狱中。

    韩非擅长创作寓言故事，并通过这些故事来述说自己的政治观点。《韩非子》一书当中，共汇集寓言故事三百多则，如自相矛盾、守株待兔、滥竽充数、老马识途、曾子杀猪等，它们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中的瑰宝而代代相传。

    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道德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这样来激励士兵与将领奋勇作战。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新诗体楚辞

　　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同时，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还影响到汉赋的形成。

    屈原（约前339~前278），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屈原的作品甚丰，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核定和王逸的注本，计25篇，包括《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1篇、《卜居》1篇、《渔父》1篇。又《招魂》、《大招》2篇，近人也有以为是屈原所作。

    周赧王十六年（公元前299年），屈原被楚王放逐。他忧愁幽思，看到楚国的政治现实，发愤以抒情，创作了一首政治抒情诗——《离骚》。《离骚》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于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诗人的个性光辉。因诗中涉及到诗人自己的身世，所以有些人把他看作是诗人的自传。

    屈原被放逐后，爱国之心始终不改，光明纯洁的人格丝毫未变。公元前278年，秦国又一次攻打楚国，占领郢都，楚襄王被迫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屈原知道这个消息后，觉得重返郢都的希望彻底破灭，于是作诗篇《怀沙》，再次抒发心中的苦闷，然后投汨罗江而死。

    《离骚》是一篇具有深刻现实性的浪漫主义作品。他发展了我国古代人民口头创作——神话的浪漫主义，成为我国文学浪漫主义的直接源头。他的浪漫主义，最重要的特色还不是在于对种种自然的挚爱，最重要的是在诗人的笔锋之下，大量的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风云、山川流沙等，构成一幅异常雄伟壮丽的完整图面。并借助神话传说和宇宙现象，来抒发他的悲愤。他在现实中失望了，就幻想到神界去漫游。作品里面错综复杂地写出诗人满腔悲愤心情，同时，又写得反复曲折，有抑扬顿挫之妙。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

  

　　司马迁与《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不单记载中国本土的事,也兼载国内少数民族和邻国的民族源流与历史发展,为史书开辟了“外国志”的道路,开辟了“学术史”的道路。由此可见史记于史学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出生于史学世家。他的先世是周朝的史官，其父司马谈在汉武帝前期官为太史令，著有《论六家要旨》，有志于著述汉史，临终嘱咐司马迁记汉事、修史书。

    司马迁博通典籍、掌握史书，善于诗赋，精于散文。他20岁开始远行，到处调查访问，搜集资料，了解风俗，为修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太史公书》约于汉武帝太初元年至征和二年间（前104~前91年）撰成。这书后人通称它为《史记》，共130篇，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分传记为本纪、世家、列传，以八书记制度沿革，立十表以通史事的脉络，为后世各史所沿用，成为二十六正史之传统体例。天汉二年（前99年），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不作声。武帝问他有什么意见，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百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他是为李陵辩解，是在故意贬低当时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顺利的李广利，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以宫刑代替）经过6年的囚禁生活后，武帝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他埋首奋发著述，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史记》。

    《史记》上迄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全面记叙中国上古至汉初3000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概貌。《史记》严谨求实，被认为是“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亦为后代史籍之楷模。郑樵所说“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实为至公之论。《史记》成三家之言气有着独特的思想高度。“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这种有悖儒学传统观念的强烈批判精神，为后代思想家所鲜有。

    司马迁42岁那年，开始夜以继日地着手写作《史记》，几年以后，写出了《史记》的部分手稿。司马迁把它呈给武帝，武帝先是很高兴，但翻了一下，就皱起了眉头，接着是大发雷霆。因为司马迁在书稿中毫不避讳地举出了武帝的错误，便立即召集文武大臣，将《史记》手稿交给大臣们传阅，大家都不敢讲话。老丞相跪地为司马迁求情，御史大夫也站在丞相一边。武帝无奈之下，从轻发落，让司马迁修改《史记》。

    司马迁得知让他修改《史记》，无比痛苦，肝肠寸断，一怒之下要去辞官，并说：“不求苟活于世，但求无愧我心。”但是，这时他又想起了在父亲灵前的誓言：“一定要完成老人家著史的遗愿”，于是，他决定修改手稿，并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将武帝的过错分散在诸多章节中，这样就不易被发现了。

    不久，汉军北伐匈奴胜利而归，武帝吩咐司马迁将此事记入史书。司马迁本来只为卫青立传，但是他经过调查，发现李广威武无敌，战功显赫，却含恨而死，决定也为他立传。有人善意地提醒司马迁：“你这样做，只怕又会引来祸端。”而司马迁却一笑了之。

    《史记》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地位，实为中国纪传文学之鼻祖。其人物描写极为成功，尤擅长于冲突中展示人物丰富、鲜明的性格，情感充沛。《史记》语言生动，极富感染力，堪称纪传文学之典范，对后世散文传奇、戏剧小说的创作有直接影响。鲁迅先生更是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断代史巨著《汉书》

    永平七年（64年），汉明帝诏令班固撰写当代国史，经过20多年的潜心积思，汉章帝建初年间，恢弘的皇朝史巨著《汉书》编撰完成。

    班固（32～92年），东汉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从小就很聪明，文采出众。他的父亲班彪死后，在回乡为父亲守孝期间，开始整理父亲的著作《史记后传》，有人向汉明帝告他“私藏国史”。汉明帝看了他的撰书后，很欣赏他的才能，同意他编撰《汉书》。后由于窦宪事件的牵连，班固于永元四年死于狱中。未完成部分为其妹班昭和同乡马续完成。

    自班固迁为郎官后，更加得到皇帝的重视。章帝时期，班固看到京师大兴土木，而关中父老犹望朝廷西顾，于是就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受到章帝肃宗的赞赏，因此也更得章帝的宠幸。他多次被章帝召入宫廷侍读。章帝出巡，班固常随侍左右，奉献他创作的赋颂。朝廷大事，班固也常奉命发表意见，与公卿大臣辩论。他先后参加对西域和匈奴政策的论议，成为章帝的侍从和顾问。章帝建初三年(78年)，班固升为玄武司马。

    和帝永元元年(89年)，大将军窦宪远征匈奴，班固被任为中护军随行，参与谋议，主持笔墨之事。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杭爱山)，由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班固与窦宪本来就有世交之谊，他进入窦宪幕府后，两人关系日渐近密。永平四年(92年)，窦宪班师回朝后，在政争中失败，被迫自杀，班固也被免官。因为班固的门人得罪过洛阳令种兢，班固也被洛阳令罗织罪名，逮捕下狱，于同年死在狱中，终年61岁。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唐诗泰斗李白

　　李白的诗歌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诗人终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无论何时何地，总以满腔热情去拥抱整个世界。如果说，理想色彩是盛唐一代诗风的主要特征，那么，李白是以更富于展望的理想歌唱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李白(701～762)，字太白，是唐代诗坛的代表人物，又是中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出生在西域碎叶(原苏联托克马克)，5岁时随父迁居四川彰明县的青莲乡，故号青莲居士。开元十四年(726年)，李白出蜀远游。

     李白在蜀中漫游时，曾登峨嵋、青城等名山，写下了《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和《峨嵋山月歌》等诗篇，显露出李白早年的才华。

　　当时的名诗人、太子          宾客贺知章在长安与李白相会，遂称其为“谪仙人”，经过贺知章的褒扬，李白的名声顿时传遍京师。唐玄宗非常隆重地召见了他。但玄宗只是十分欣赏他的诗句，将他当作—个点缀“太平盛世”的文学侍从，任命他为“供奉翰林”，却没有任何实际职位。

    唐玄宗李隆基与宠妃杨玉环在沉香亭赏花，召翰林李白吟诗助兴。李白酒醉，命宦官高力士为其磨墨拂纸，即席写就《清平调》三首。应景之作，在李白是毫不费事。李隆基看了诗很高兴，赐饮。李白借酒，叫高力士为他脱靴，加以奚落。高力士是大太监，天子称他为兄，诸王称他为翁，驸马、宰相还要称他一声公公，何等神气，怎能吃李白这一套，靴是给他脱了，但从此记恨在心。后来他在杨玉环面前捣鬼，诋毁李白。原来李白诗云“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在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诗中所用的典故飞燕，是赵飞燕。赵飞燕因貌美受宠于汉成帝，立为皇后。后因淫乱，平帝时废为庶人，自杀。本来李白是用飞燕新妆比喻名花凝香，并没有讽刺杨贵妃的意思。高力士却说诗中的赵飞燕就是指杨贵妃，是故意侮辱她。杨贵妃“恍然大悟”，非常恼火，便在唐明皇面前讲了李白的坏话。    李白渐渐感自己政治理想的破灭。同时，他那种“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的傲然态度也令权贵们嫉妒与恼怒。因而权贵们对其百般谗毁，玄宗也逐渐疏远李白。李白意识到“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彷往庭阙下，叹息光阴逝”，于是上书请求回乡，玄宗很快赐金放他回去了。

        上元二年(761年)，李白准备跟着李光弼追击史朝义，再次讨敌，但因病中途返回。第二年(762年)他在当涂(今属安徽)其堂叔李阳冰家中因饮酒过度醉逝，时年62岁。

         李白诗歌散失不少，今尚存900多首，内容丰富多采。李白一生关心国事，不满黑暗现  实，希望为国立功。他的《古风》59首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李白的不少诗篇，表现了对人民生活的关心和同情。这种内容常常结合着对统治者的批判。他的一部分乐府诗，反映妇女的生活及其痛苦，其中着重写思妇忆念征人，还写了商妇、弃妇和宫女的怨情。

    李白诗歌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唐代韩愈、李贺，宋代欧阳修、苏轼、陆游，明代高启，清代屈大均、黄景仁、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李白诗歌的影响。

  

　　史诗写安史——诗圣杜甫

    杜甫流传下来的大量诗歌作品，以其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宽广的视野，深入的体验，高度概括了当时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变迁，深刻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他的作品堪称“史诗”，他更是被后世誉为“诗圣”。他的诗作极大地拓宽了诗歌作为一种艺术体裁所能够表现的范围，无论从艺术上还是从思想上均成为后世竞相学习的典范。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祖籍襄阳，生于河南巩县。他曾居长安城南少陵，故自称“少陵野老”，人称“杜少陵”；又因居成都时世交严武（官居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举荐他做了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称“杜工部”。是唐代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

        杜甫自幼聪慧，他在《壮游》诗中追忆说：“七龄思昂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少年时即在文坛崭露头   角，受到前辈的赏识。

    20岁起，诗人便开始了他长达十余年的漫游生涯。在游历路上，杜甫看到许多悲惨的情景：一对青年夫妇刚结婚，男的就被抓去当兵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儿子、孙子都战死了，他也被抓去当兵，老伴知道他这一去就回不来了，伤心地趴在路边上哭；一个打了败仗逃回来的士兵，回到村里的时候，只见房子周围长满了草，家里空荡荡的，亲人们死的死、逃的逃，一片荒凉景象。当他拿起锄头要去耕种荒地的时候，县吏又派差人把他抓去打仗了。

    安史之乱爆发，长安沦陷后，杜甫一家老小加入了流亡的难民队伍。至德二年(757年)，杜甫从长安逃出，并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投奔至唐营，肃宗被其忠诚所感动，任他为左拾遗，但很快就被贬为华州司马参军。唐大历五年（770年），大诗人杜甫病逝于旅途中，时年59岁。

    杜甫怀着对人民的深切同情，把他的所见所闻写在六首诗中，那就是《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简称“三吏”、“三别”。这六首诗深刻地反映出当时动荡的社会状况。

    杜甫的“三吏”、“三别”已不再是原始的资料，而是成为荡气回肠的艺术。诗中表现的是不能简化的生命情态，深沉而不浮浅。在《潼关吏》里，唐代战争频仍的景象，就像戏剧一样展现在我们眼前。诗中的人、物、布景、声音，都经过诗人艺术的剪接，读者阅读时，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身临其境。反映社会的黑暗时，杜甫绝不会简化、漠视生命的矛盾。控诉社会，杜甫也能遍照如镜，持平若衡。读杜甫的诗，能看见百姓的疾苦，贫富的悬殊，战争的惨酷，酷吏的蛮横，而这些真实的生活感受在正史中是读不到的。

    杜诗现存1400多首。它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被后代称作“诗史”。但杜甫并非客观地叙事，以诗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广泛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表达自己的主观感情。

    杜诗内容广阔深刻，感情真挚浓郁；艺术上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上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给后世以广泛的影响。杜甫也被后人尊为诗圣。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白居易与《琵琶行》、《长恨歌》

　　《长恨歌》和《琵琶行》在诗成以后即被人广为传诵，连唐宣宗李忱也称赞：“童子解吟长恨曲，牧儿能唱琵琶篇。”虽然白居易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但两诗在艺术上的魅力，使它们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曾祖父白温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遂为下邽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

          他的诗歌通俗好懂，受到当时广大人民的欢迎，街头巷尾，到处都传诵着白居易的诗篇。据说，白居易写完一首诗，总先念给不识字的老婆婆听，如果有听不懂的地方，他就修改，一直到能够使她听懂。

    那时候，正是朱泚叛乱之后，长安遭到很大的破坏。当时，长安有一个文学家顾况，很有才气，脾气高傲。17岁的白居易带了自己的诗稿，到顾况家去请教。白居易拜见了顾况，送上名帖和诗卷。顾况看到“居易”两个字，皱起眉头打趣说：“近来长安米价很贵，只怕居住很不容易呢！”白居易被顾况莫名其妙地数落了几句，也不在意，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请求指教。顾况拿起诗卷看了他的16岁时写的名篇《草》之后，脸上显露出兴奋的神色，马上站起来，紧紧拉住白居易的手，热情地说：“啊！能够写出这样的好诗，住在长安也不难了。”于是设宴款待，多方宣扬，从此后白居易声名大振。

    白居易的诗作，在当时民间即广为流传，这在古代是极少见的。有一次，白居易从长安到江西，路途长达三四千里，在乡校、佛寺、旅馆、往返的客船中，看到了他的诗歌；在平民、僧侣、老人和小孩的口中，也听见他的诗歌，使他非常自豪。元稹也说白居易之诗，“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马走之口无不适。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不但如此，白居易诗当时还获得了很大的国际名声和众多的国外读者，日本、新罗（今朝鲜）、日南（今越南）等国，都有传写。据史料载，当时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经抄写过许多白居易的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契丹国王亲自将白诗译成契丹文字，诏番臣诵读。

    《琵琶行》是中国文化界人人皆知的名篇。诗中虽有较浓重的感伤意味，但比《长恨歌》更具现实意义。诗人一方面表达了对“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悲惨命运的同情，同时也寄托了对自己遭贬的郁悒、愤懑之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流传千年的诗句，将琵琶女的命运和自己的身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首诗叙述的层次分明，描写细致生动，比喻新颖精妙（如对琵琶声的描写），被历代文人所称颂，表明白诗语言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

    《长恨歌》是白居易的代表诗作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叙事长诗之一。作者利用歌行这个流畅自由的体裁，叙述故事，构思精巧，起伏跌宕。诗的开篇，从思女、求女，到爱女、宠女，写唐玄宗好色废政，杨贵妃恃宠而骄，写出了无限风情，无尽的欢乐，像是一幕喜剧。然而乐极生悲，第二部分便从马嵬坡的失女、死女到以后唐玄宗无尽的思女、念女，充满着种种思念，种种痛苦，笼罩着一片沉重哀伤的悲剧气氛。从蜀都行宫、还都路上、返京以后，地点的变换；从春风秋雨、花开花落、夕夜晓明，时间的推移；又从醒寤到梦寐，把个故事写得动人心魄，回肠荡气。故事至此似乎可以结束，但作者笔锋一转，第三部分从觅女、求女到见女、誓女，通过临邛道士上天入地的寻觅，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神仙境界，见到了具有超凡脱俗之美的杨玉环，杨妃又托道士将信物带给玄宗，并重申盟誓，故事委婉曲折美丽动人。

  

　　山水游记巨著《永州八记》

    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与韩愈一起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在反对骈文，提倡古文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较为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构成古文运动理论的精华。他的《永州八记》被人们誉为山水游记的经典作品。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东，生于长安，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因为他是河东人，终于柳州刺史任上，所以人称柳河东或柳柳州。

    公元805年，唐顺宗即位。唐顺宗和他老师王叔文主张改革政治。革新派大部分是一些出身较低、年轻有为、才学兼优的知识分子。柳宗元也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他们就推行了许多改革措施。这些措施对稳定社会秩序有利。但是，这却触犯了宦官和达官贵人的利益。以权阉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阴谋策动废顺宗、立太子，通过宫廷政变来打击革新派。不久，顺宗被迫让位给太子（宪宗）。宦官得势后，“二王”即被贬逐，王伾死于贬所，王叔文被赐死，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都被贬为边州司马。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州境内山岭起伏，河流纵横，风景优美。柳宗元初到永州的时候，住在城内东山的寺庙里。寺西有一座可以俯瞰全城的亭子，是观赏永州风光的好地方。九月的一天，柳宗元坐在这个亭子里，发现远处的西山景色特别美。于是，他立刻约了几个人去游西山。

    他们沿着小河来到西山脚下，只见山势高峻，怪石嶙峋，满山是杂草树木。他们只得披荆斩棘，艰难地向上攀登，好不容易爬到山顶，四下一看，那无边无际的原野，重重叠叠的山峦，幽深的山谷，曲折的河流都尽收眼底。人好像在天上一样。

    看到这些美景，柳宗元顿觉心胸开阔。他们摆上随身带的酒菜，一边饮酒，一边赏景，高兴得什么都忘了，直到天黑才回家去。回到家里，柳宗元写了一篇散文《始得西山宴游记》，记叙了这次游览的经过。

    从这以后，柳宗元的游兴更浓了。在山的西边，他又发现了一个水潭叫钴■潭。冉溪是潭水的源头。这溪水的上游和下游流得很急，撞在山石上激起雪白的浪花。它曲折东流，到钴■潭才平缓下来。潭将近有十亩大，水很清，周围全是树，岩石上有泉水流下来。    

    柳宗元非常喜欢钴■潭，多次去游玩。有一天，潭边的一户人家，突然找到柳宗元，对他说：“先生，官府的租税繁重，我缴不上，也还不起私人的债务。我见先生喜欢这潭边风光，想把潭边的田卖给您，好换点钱养活一家子，您看行吗？”

    柳宗元见他说得可怜，就答应了。不久，柳宗元加高了岸上的台子，还把高处的泉水引落到潭中，使它发出悦耳的响声。于是，他又写了一篇《钴■潭》来记载这件事。

    后来，柳宗元又游览了钴■潭西边的小丘、小石潭以及其他许多地方，先后写了八篇游记。这就是千百年来被人们传诵的《永州八记》。

    柳宗元的诗、辞赋、散文、游记、寓言等方面成就显著，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优秀的作品。《永州八记》已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除寓言诗外，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驴》、《咏某氏之鼠》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驴技穷”已成成语，几乎尽人皆知，被千古传诵。

  

　　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的中心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并对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进行了评价。目的是要通过回顾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历程和统治阶级的政策，来警醒世人。历史上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一部史著可与《资治通鉴》媲美。

    司马光(1019～1086)，北宋大臣、史学家。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世称涑水先生。宝元进士，仁宗末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他奉英宗诏令评论历代名臣事迹，遂编撰《通鉴》，以作为封建统治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司马光编成编年史《通志》8卷。司马光向神宗进读《通志》，深受赞赏，赐名《资治通鉴》，并由神宗亲自写序。司马光反对王安石行新政，退居洛阳续撰《通鉴》。哲宗时重入仕途，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部，主持国政。其第一件大事就是把新法的思想废除掉。王安石听到废除新法的消息后，十分生气，不久便郁郁而终。而司马光在同年也去世，死后追封温国公。

    司马光历来朴素节俭，不喜欢奢侈浮华的东西。宋仁宗宝元初年，年仅20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甲科后，皇上赏赐喜宴，在宴席上只有他一人不戴红花，同伴们对他说:“这是圣上赏赐的，不能违背君命。”这时他才插上一枝花。

    他担任并州通判时，西夏人经常入侵这里，成为当地一大祸患。于是，司马光向上司庞藉建议说:“修筑两个城堡来控制西夏人，然后招募百姓来此地耕种。”庞藉听从了他的建议，派郭恩去办理此事。但郭恩是一个莽汉，带领部队连夜过河，因为不注意设防，被敌人消灭。庞藉因为此事被罢免了。司马光过意不去，三次上书朝廷自责，并要求辞职，没得到允许。庞藉死后，司马光便把他的妻子拜为自己的母亲，抚养庞藉的儿子像抚养自己的亲兄弟一样，当时人们一致认为司马光是一个贤德之人。

    司马光一生大部分精力都奉敕编撰《资治通鉴》，共费时19年，自英宗冶平三年（1066年），至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日力不足，继之以夜”，“精力尽于此书”。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80卷、《稽古录》20卷、《本朝百官公卿表》6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凉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

  

　　女词人李清照

    李清照文词绝妙，鬼斧神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被尊为婉约宗主，是中华精神文明史上的一座丰碑。

    李清照（1084~1155），号易安居士，南宋杰出女文学家，章丘明水（今属济南）人。以词著名，兼工诗文，并著有词论，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声誉。李清照出生于一个爱好文学艺术的士大夫家庭，父亲李格非进士出身，在朝为官，是学者兼文学家，又是苏东坡的学生。母亲也是名门闺秀，善文学。这样的出身，使她眼界开阔，气质高贵。

    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在外做官，夫妻二人以书信诗词表情达意。一次，赵明诚正在诵读李清照寄来的词时，一位朋友前来拜访并想欣赏赵明诚的诗作。赵明诚拿出自己最近的诗作，把李清照的词也放了进去。朋友读后说：“这么多新作，‘惟有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一首妙！”赵明诚服气了，那是李清照的词，心里很幸福。    

    李清照夫妻俩志同道合，除都能诗善文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收藏金石（古代铜器和石碑上镌刻的文字书画）。这些文物既是我国古代的精湛艺术，又保存着丰富的历史材料。            赵、李两家虽然都担任不小的官职，但不是豪富人家，没有多余的钱让他们购买文物。这并不影响他们对金石的追求。每逢初一月半，赵明诚请假回家，就拿些衣服到当铺里去押半吊钱，到大相国寺去。大相国寺是东京最大的佛寺，那里经常举行庙会，在庙会上，摆满着各种商品，也有卖书籍、古玩和碑贴字画的。赵明诚在那里，看到中意的碑文字画，就买下来。回到家里，和李清照一起细细整理、欣赏。夫妻俩把这件事当作他们生活上的最大乐趣。

    在国家动荡的年代，要埋头整理文物已经不可能了。东京被金兵攻陷的时候，李清照和赵明诚还在淄州（在今山东省）。不久，风声越来越紧，李清照跟着赵明诚到了建康。夫妻俩把最名贵的金石图书，随身带走了十五件。后来金兵攻下青州，李清照留在老家的十几间文物，竟被战火烧成一堆灰烬。

    后赵明诚去世，李清非常伤心。但是最要紧的还是继承丈夫的遗志，把文物保护好。赵明诚有个妹婿在洪州（今江西南昌），那时候李清照身边还有图书两万卷，金石刻本两千卷，就托人带到洪州。没有多久，金兵打到洪州，这些文物又不知去向。

    国家山河的破碎，珍贵文物的散失，对李清照的打击实在太大了。李清照的词独具一家风貌，被后人称为“易安体”。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中评价说：“她是独创一格的，她是矗立于一群词人之中的。她不受别的词人的什么影响，别的词人也似乎受不到她的影响。她是太高绝一时了，庸才作家是绝不能追得上的。无数的词人诗人，写着无数的离情闺怨的诗词；他们一大半是代女主人翁立言的，这一切的诗词，在清照之前，简直如粪土似的无可评价。”

    

  

　　理学大师朱熹

　　朱熹是先秦以来儒家系统中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后期封建社会在文化思想领域中影响较大的一位思想家。从学术成就上看，他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宋明理学最突出的代表。从他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上看，朱熹在中国古代学者之中，可算是屈指可数的几位伟人之一。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又仲砖，号晦庵，60岁以后自称晦翁。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婺源县），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出生于福建南剑（今福建南坪）龙溪县，卒后葬于建阳塘石里之大林谷。嘉定二年（1209年）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朱熹这样一位道德学问令人敬仰的大师，生前的遭遇十分坎坷、凄凉。当权派出于政治考虑，把他的学说诬蔑为“伪学”，给予严厉地打压、禁锢，成为南宋文化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咄咄怪事。

    宋宁宗即位后，朱熹提醒皇帝防止左右大臣窃权，引起专擅朝政的韩侂胄嫉恨，先是用“道学”之名打击，以后又感到“道学”二字不足以构成罪状，索性把朱熹的道学诬蔑为“伪学”。朝廷大臣忌惮社会舆论，不敢过分谴责朱熹。韩侂胄的亲信、监察御史沈继祖就捏造朱熹的“罪状”——霸占已故友人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做自己的小妾，把朱熹搞得声名狼藉。从此以后，政坛上对朱熹的攻击日甚一日，甚至有人公然上书要求处死朱熹。
    在政治高压下，朱熹不得不违心地向皇帝认罪，无奈地承认强加的罪状：“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为了显示认罪态度的诚恳，他说出了一句最不该说的话——“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他的门生朋友惶惶不可终日，特立独行者隐居于山间林下；见风使舵者改换门庭，从此不再进入朱熹家门；更有甚者，变易衣冠，狎游市肆，用以显示自己并非朱熹一党。结果当局还是罗织了一个59人的“伪学逆党”，朱熹便是这个“伪学逆党”的首领，令人啼笑皆非！

    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在孤独、凄凉的病榻上与世长辞。    这场冤案，9年之后终于得到昭雪。朝廷为朱熹恢复名誉，追赠中大夫、宝谟阁学士，他的学说不再是“伪学”，他的门生朋友不再是“逆党”。此后朱熹学说作为官方学说，成为声誉隆盛的显学，流传数百年而不衰。

    他一生以著述讲学为主，学生众多，又广注典籍，对经史、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贡献。《伊洛渊源录》、《四书章句集注》、《名臣言行录》、《资治通鉴纲目》、《楚辞集注》、《诗集传》，《周易本义》及后人编纂的《朱子语类》、《朱文公集》等是他的主要著作。

    朱熹创立的“闽学”是理学的成熟形态，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很大。朱子之学在宋元之际传播到朝鲜、日本等国，17世纪欧洲人开始注意朱学，18世纪初有人翻译了朱熹的某些作品，可见，朱子之学的研究已超越了国界，朱学哲学理论已影响到整个世界。

    

  

　　爱国诗人陆游

　　在南宋文坛上，陆游的诗与辛弃疾的词一样，取得了最高成就。陆游诗歌以其卓越的思想艺术成就，把我国文学史上的爱国主义传统发扬光大，在同时代和后代诗人中都有极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陆游（1125~1210），字务观，自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出色的爱国诗人、词人。他的诗歌创作在这一时期走向鼎盛，形成了宏丽悲壮的风格。陆游对这一段峥嵘岁月十分珍惜，后来将全部诗作题名为《剑南诗稿》。

    陆游出身于一个有文化传统的世宦之家，幼年时逢金兵南侵，他随家人长期逃难，“儿时万里避胡兵”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陆游为官后一直力主北伐，但随着北伐失败，陆游被罢官还乡，直至46岁方复出，远行入蜀任夔州通判。

    陆游任夔州(今四川奉节)通判期满后，四川宣抚使王炎邀请他到南郑(今汉中)处理军务，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亲临前线从军报国的愿望。金戈铁马、意气风发的军旅生活和雄奇险峻的山川地势激发了他的才情。

    65岁那年罢官，即回老家山阴闲居。陆游晚年才情不减，他75岁时游沈园，回想起早年与前妻唐婉的不幸婚姻，虽然“梦断香消四十年”，但仍悲从中来，遂作《沈园》二首，共中“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诗情画意浑然一体，有感伤之美。

    陆游一生坚持抗金主张，虽多次遭受投降派的打击，但爱国之志始终不渝，死时还念念不忘国家的统一，是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勤于创作，一生写诗60年，保存下来的就有9300多首。

    陆游的诗题材极为广泛，内容丰富，艺术方法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他绝大多数的篇章都是南宋时代社会现实的真切反映，因此有人把他的诗誉为“诗史”；同时他在创作理论方面也主张写实，要从事社会实践，他说：“道向虚中得，文从实处工”，又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但是，正像所有杰出的作家一样，在他的作品中也常常表现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精神、两种艺术方法不同程度的结合。他在揭示现实的种种不合理现象的时候，总是把他的社会理想、强烈的爱憎和明确的褒贬体现在作品之中。在白天，他目睹民族侵略、权奸误国的现实，不禁满怀激愤，渴望上马杀敌，报仇雪耻；这样的渴望不能实现，他就假托在夜晚的梦寐中去追求。


  

　　施耐庵与《水浒传》

    《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描写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它具有豪放粗犷的阳刚美和崇高美。这种美学风格对后来的英雄传奇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水浒传》对后世的影响，不限于文学的范围。几百年来，《水浒传》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直接推动了人民群众的反抗运动。对后世小说、戏剧有较大影响，到今天水浒故事仍然是戏剧剧目中的重要内容。

    施耐庵（约1296～1370），元末明初作家。名子安，一说名耳。原籍江苏兴化。他出身船家，家境贫寒。今人一致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

    施耐庵，童年时随父至苏州。13岁时在苏州附近的浒墅关读书。29岁时中举人，30岁赴元大都会试，结果落第。经友人推荐，到山东郓城任训导。在山东他遍搜梁山泊附近有关宋江等人的英雄事迹，熟悉了山东的风土人情。施耐庵35岁考中进士，到钱塘任县尹。但只当了两年，便因与当道权贵不合，愤然悬印回到苏州。

    张士诚农民起义队伍占据苏州以后，施耐庵投笔从戎，为张士诚的幕僚，这使他熟悉了农民起义军的军营生活和许多起义军首领。后发现张士诚等首领日益骄逸，料日后必败，随后离开张士诚部，遂居在常熟河阳山和江阴祝塘一带以教书为生，并潜心创作《水浒传》。张士诚失败，朱元璋在苏州搜捕有关人员，施耐庵为避祸只得离开苏州，在现属大丰市的白驹镇定居，并继续《水浒传》的创作。

    《水浒传》书成后，民间广为传阅。朱元璋看到此书后很生气，很快施耐庵被捉，关进刑部天牢。后来在刘基的帮助下，托病就医被释放，由其弟子罗贯中接到淮安暂住养病，并继续整理《水浒传》。不久施耐庵去世，遗体安葬在淮安，后迁移到兴化白驹场施家桥。抗日战争时期，当地抗日民主政权将施耐庵墓整修并立碑保护至今。

    施耐庵平时最痛恨偷鸡摸狗的人，因而他在写《水浒传》里的时迁时，开始曾把这个绰号叫鼓上蚤的地贼星，写得既可恶，又没甚武艺，后来虽经多次苦心修改，都没能把时迁写好，连他自己看着也不满意。

    有一次，他正坐在窗下苦思冥想，突然发现老母鸡不见了。施耐庵觉得这事蹊跷。他跑出门一望，原来是东庄的李大。他便喊了声“李大”！李大作贼心虚，见施耐庵喊他，吓得“扑咚”往地上一跪，连声求饶。

    施耐庵问他为什么偷鸡，李大说：“我有90岁的瞎老母亲，已3天没得一粒米下肚了，不得已才做了这种下贱事，真对不起先生。”施耐庵对李大很同情，并对李大说：“我有二两银子用红布包了放在房间里的大梁上，你今晚如能偷到，偷鸡的事恕你无罪，银子也送给你拿回家奉养老母，不过今后可别再干这种营生了。”

    李大不知道施耐庵叫他偷银子是有用意的。原来施耐庵写时迁盗徐宁的传家宝，写来写去都不像，他宁愿用二两银子买个见识。    

    晚上，施耐庵的老婆把房门和窗户关得严严实实的，睡在床上灯也不敢熄，两眼死盯住梁上的红布包。这时李大已躲在房间里的衣柜后头了。她眼睁睁地一直看到半夜，实在困了，便打了个盹。施耐庵有心观察，还没有睡觉，他先听到几声老鼠叫，又见李大像只跳蚤似地往梁上一蹿，把银子偷走了，空红布包还是在梁上。

    第二天天亮了，他老婆发现银子已经偷走了。施耐庵叫李大把银子拿回家去奉养老母，李大怎么也不肯要。施耐庵没法，在第二天大早，又派人送了两斗米到李大家。据说，打这次以后李大便做起了小本买卖，再也没干那偷窃的事。

    施耐庵随即把《水浒传》中有关写时迁的章节全部撕掉了，重新写了一遍，鼓上蚤时迁就是取的李大的原形。

    《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无论是作者的描述语言,还是作品人物的语言,许多地方都维妙维肖，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写景、状物、叙事、表情,极为灵动传神。《水浒传》叙事,善于白描，简洁明快，没有滞拙的叙事和冗长繁琐的景物描写。偶有写景文字,又极精彩。他的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人物的语言不仅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且对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养而形成的思想习惯有时也能准确地表现出来。


  

　　罗贯中与《三国演义》

    元末明初，我国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章回体小说步入日臻完善的阶段。中国的第一部流传最广、影响最深、成就最高、气魄最大的章回体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即《三国志通俗演义》，就是通过生活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杰出的小说大家——罗贯中的椽笔诞生并风行于世的。他在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上，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同时，为世界文学的宝库，也增添了灿烂的光彩。

    罗贯中，名本，别号湖海散人。生卒年不详。太原清源人（今太原市清徐县），其祖籍四川成都府，先祖罗仲祥后唐时仕青州（即今清徐）。后因原籍水灾且路远途遥。落籍太原清源，迁居城西白马山（今白石沟）寺沟村。

    罗贯中是我国文学史上首先用全力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他有许多的著作传世，诸如《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和杂剧《宋太祖龙虎风云会》等。相传，他还写过十七史通俗演义，并曾参与了《水浒传》的撰写。

    罗贯中成年后即离开故乡，外出漫游。他先在晋中和晋东南地区了解、收集关于五代时期梁晋交战的故事和传说，后离开山西到冀、鲁、豫交界的大名府、河南卫辉府、怀庆府、开封府、山东临清、东平一带活动，为他的小说创作收集素材。约1350年前后，罗贯中沿运河南下到了杭州曾创作了三个剧本。1353年，罗贯中投身张士诚起义军，结识了正在酝酿创作《江湖侠客传》（《水浒传》的底本原名）的施耐庵，并拜其为师。1363年，因张士诚拒绝部下劝谏，施耐庵等有识之士纷纷离去。罗贯中也经杭州到淳安等地考察了解当年方腊起义的遗迹。这之后的一个时期，他的足迹遍及江、浙、赣、皖四省广大地区，搜集三国时期东吴方面一些重要人物的故事传说。

    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施耐庵在淮安逝世。此后，罗贯中离别了客居20多年的江南，带着未竣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施耐庵未竟的《江湖侠客传》书稿返回北方。他先取道汤阴县，凭吊了民族英雄岳飞，又来到与汤阴毗邻的浚县西北。他看到了黑山之麓，淇水之畔的许家沟背山依水，山青水秀，风景幽美，便在此隐居下来继续进行小说创作。在这里终于完成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全传》两部不朽之作。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写了公元3世纪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在政治、军事谋略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风云。全书反映了三国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反映了三国时代各类社会矛盾的渗透与转化，概括了这一时代的历史巨变，塑造了一批咤叱风云的英雄人物。他描写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构思宏伟，手法多样，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一场场刀光血影的战争场面。其中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战争的描写波澜起伏、跌宕跳跃，读来惊心动魄。

    罗贯中是我国元末明初的一位杰出的古典小说家，是他把章回体小说这一文学式样推向成熟的阶段。后来的很多学者和作家曾给予他极高的评价，把他同司马迁、关汉卿相提并论。他的伟大文学创作成就，成为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贵财富。他所创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且被翻译成十多种文字，风行全世界，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在国外，他的《三国演义》被称之为“一部真正具有丰富人民性的杰作”，而《大英百科全书》则称他为“第一位知名的艺术大师”。

  

    吴承恩与《西游记》

    《西游记》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成功的神话小说。小说以公元7世纪中国著名佛学大师唐僧（玄奘）到印度取经的故事为原型，虚构了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在取经路途中遭遇的种种艰难险阻，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不怕任何权威、与所有恶势力水火不容的神猴形象——孙悟空，隐晦地表达作者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愿望。

    吴承恩(约1500～1582)，明代小说家，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吴承恩一生创作的诗、词、文章很多，可惜大部分不存世。后经人遍索遗稿，汇编为《射阳先生存稿》四卷。他喜爱野史奇闻，曾仿唐传奇创作《禹鼎志》，是一部有鉴戒意义的短篇志怪小说。他一生中最著名、最有影响的著作为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

    《西游记》是明代小说中的“四大奇书”之一。《西游记》中的故事有许多早已在民间流传，吴承恩在说书艺人和无名作者创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再创作，融入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觉，撰写了这部伟大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长篇小说。

　　以唐僧玄奘西天取经为主线的西游记故事在宋代就流传于民间，但很粗糙，又不连贯。吴承恩一心想在前人有关著述及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写出一部完整的《西游记》。

　　此前，他听说京城国子监和南都（南京）国子监都藏有全套刻印本《永乐大典》。其中收录有元末明初的话本《西游记》和元代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等几种不同版本。这些都是创作《西游记》前亟需阅读和参考的，可是一般人根本无法读到。

    他寻思再三，借了盘缠，带上好友沈伯生（已高中进士，后升任南都国子监祭酒）写的几封信，赶到南京，在顾楼街文友朱祠曹家住下。先后持沈的介绍信件找了几位官场上的朋友，可是他们都表示：国子监规制严格，无法借出《永乐大典》中有关收录《西游记》版本的零本。

    无奈之下，只有花钱请国子监里读书的太学生们抄录了。而且这还多亏得到国子监里那位沈伯生友人的关照。吴承恩借宿的朱祠曹家距离国子监所在地的成贤街还有几里路。吴承恩每天下午就赶到国子监大门外耐心等候，拿到抄录好的书稿如获至宝，惟恐失落了一页。回住处就翻阅潜心研究。抄书稿的费用都是朱祠曹垫付的。因为吴承恩乃是山阳一饱学寒士，根本拿不出那笔钱。

    这次历时月余的南京之行，对于吴承恩创作《西游记》至关重要。他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称“南都之行”是“觅宝而得宝”。南京人文荟萃，书肆很多，也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做了多年充分准备和资料积累后，吴承恩于71岁那年才动笔创作。呕心沥血惨淡经营，历时7年左右才完成了这部堪称世界文学瑰宝的《西游记》。

    《西游记》主要描写的是孙悟空保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故事。唐僧取经是历史上一件真实的事情。大约距今1300多年，即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年仅25岁的青年和尚玄奘离开京城长安，只身到天竺（印度）游学。他从长安出发后，途经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印度。他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多，并在一次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任主讲，受到了赞誉。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他这次西天取经，前后19年，行程几万里，是一次传奇式的万里长征，轰动一时。

    《西游记》的艺术成就非常高，它应用神性、人性和物性(自然性)三者合一的方式来塑造人物。孙悟空的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更是独具特色，有神的威力却闪现着现实社会中人与动物的习性，在古代同类小说中十分罕见。小说通过丰富大胆的艺术想像，创造了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神话世界，故事情节曲折生动，精彩紧凑，充满了浓厚的艺术魅力。小说的语言是在口语的基础上加工提炼而成，生动而流畅，极富表现力。人物语言个性鲜明，有很强的生活气息，具有幽默诙谐性。在结构上，小说以取经人物的活动为主线，逐次展开情节，枝干分明，颇具匠心。

  

    蒲松龄与《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内容丰富多彩，形象栩栩如生，故事新奇，结构巧妙，千姿百态。作者将古代小说中“志怪”、“传奇”和“人情”的精华特色揉为一体，艺术造诣在历代文言小说之上，是17世纪后半期，话本、拟话本小说已过花红时节结出的硕果，也是我国微型小说从低级到高级发展过程中的分水岭。

　　蒲松龄(1640~1715)，清代文学家。字留仙，山东淄川（今属淄博市）人。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一生刻苦好学，在科举场中却很不得意，满腹才学，屡试不第，到了71岁，才援例成为贡生。在艰难时世中，他逐渐认识到像他这样出身的人难有出头之日，于是把满腔愤气和一生心血寄托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

    蒲松龄一生位卑家贫。他25岁前后与兄弟分居，只分得几亩薄田和三间农场老屋。他志在考取功名，锐意攻读，喜与同辈研讨制艺，一起吟诗作对，无暇顾及家小，子女接连降生，生活就更加艰窘。31岁时，曾应聘南游作幕，到做江苏宝应县令的同乡孙蕙的衙门里帮办文牍。他很不甘心长期屈沉下僚，只一年便辞幕回家。此后几年，他辗转于本县缙绅之家，或做童蒙师，或代抄文稿，以养家糊口。康熙十八年（1679年），他进入本县西铺村毕家坐馆。70岁才回家。

    大文学家王士祯对《聊斋志异》的赏识，算得上是蒲松龄人生的重要事件。王士祯，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新城人，官至刑部尚书，他创立“神韵说”，是清初一代文宗。王士祯丁忧期间到西铺探望从姑母，即毕际有的夫人，因此和蒲松龄相识。

    王士祯对《聊斋志异》很感兴趣，向蒲松龄借阅后，写下36条评语，说《张诚》是“一本绝妙传奇”，说《连城》“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他还写下一首诗《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这首诗称赞《聊斋志异》的传奇性与趣味性。有趣的是，当年蒲松龄希望通过王士祯写序来提高《聊斋志异》的知名度，而现在王士祯的《渔洋山人精华录》这部煌煌巨著里知名度最高的诗歌，竟然就是那首《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

        《聊斋志异》自问世以来，很快风行天下，脍炙人口，经久不衰。在名作如林、异彩纷呈的古典小说领域里，还没有一部作品能像《聊斋志异》那样，用文言写作，而又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不仅为士林所看重，也因为它题材广泛，花样繁多，故成为一部民间文学，雅俗共赏，老少咸宜。

    《聊斋志异》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共有短篇小说431篇。其内容大致有四部分：①怀着对现实社会的愤懑情绪，揭露、嘲讽贪官污吏、恶霸豪绅贪婪狠毒的嘴脸，笔锋刺向封建政治制度。这类作品以《促织》、《席方平》、《商三官》、《向杲》等篇最有代表性。②蒲松龄对腐朽的科举制度有切身的体会，通过《司文郎》、《考弊司》、《书痴》等篇，无情地揭开了科举制度的黑幕，勾画出考官们昏庸贪婪的面目，剖析了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灵魂的禁锢与腐蚀，谴责了考场中营私舞弊的风气。③对人间坚贞、纯洁的爱情及为了这种爱情而努力抗争的底层妇女、穷书生予以衷心的赞美。代表作品有《鸦头》、《细侯》等。《聊斋志异》中还有相当多狐鬼精灵与人的恋爱故事，颇具浪漫情调。在这些故事里，塑造了很多容貌美丽、心灵纯洁的女性形象，如红玉、婴宁、香玉、青凤、娇娜、莲香等。④有些短篇是阐释伦理道德的寓意故事，具有教育意义，如《画皮》、《崂山道士》等。

    《聊斋志异》充满了浪漫主义精神和惊人的想象力，这主要表现在对正面人物的塑造上，特别是表现在由花妖狐魅变来的女性形象上。另外，作者善于运用梦境和上天入地、虚无变幻的手法营造情节，冲破现实的束缚，表现自己的理想和愿望。

  

    讽刺文学的典范《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讽刺文学的典范，吴敬梓对生活在封建末世和科举制度下的封建文人群像的成功塑造，以及对吃人的科举、礼教和腐败事态的生动描绘，使他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之一。《儒林外史》不仅直接影响了近代谴责小说，而且对现代讽刺文学也有深刻的启发。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号粒民，清代安徽全椒人，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称“文木老人”，又因自家乡安徽老家移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故又称“秦淮寓客”。他出身于仕宦名门，小时候受到良好教育，对文学创作表现出特别的天赋，及至成年，因为随父亲到各处做官而有机会获得包括官场内幕的大量见识。吴敬梓22岁时，父亲去逝，家族内部因为财产和权力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经历了这场变故，吴敬梓既无心做官，对虚伪的人际关系又深感厌恶，无意进取功名。

       吴敬梓33岁迁居南京，家境已很困难，但仍爱好宾客交游，在和那批官僚、绅士、名流、清客的长期周旋中，也逐渐看透了他们卑污的灵魂，特别是由富到贫的生活变化，使他饱尝了世态炎凉，对现实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从而厌弃功名富贵。36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荐举他应博学鸿词考试，他以病辞，从此也不再参加科举考试。

    此后，吴敬梓的生计更为艰难，靠卖书和朋友的接济生活。在冬夜无火御寒时，常邀朋友绕城堞数十里而归，谓之“暖足”。在经历了这段艰苦生活之后，他一面更加鄙视那形形色色的名利场中的人物，一面向往儒家的礼治，在他40岁时，为了倡捐修复泰伯祠，甚至卖掉最后一点财产——全椒老屋。

    但很可惜的是，这位才华横溢的文豪却被穷困潦倒的生活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乾隆十九年（175年），他在完成《儒林外史》大作后不久，就病死了，仅活了53岁。

    《儒林外史》是一面封建社会的照妖镜。穷形尽相地描绘了儒林群丑的恶言丑行，绘声绘色地刻画了众多市民官绅的面貌情态，无情地揭露了腐朽的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和它所造成了的社会危害，歌颂了敢于冲击封建礼法和自食其力、洁身自好的传奇人物，尖锐地批判了程朱理学的虚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没落衰朽。

    《儒林外史》全书56章，由许多个生动的故事联起来，这些故事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原型塑造的。全书的中心内容，就是抨击僵化的考试制度和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他笔下的读书人，有的被科举残杀，有的投机钻营考试之道，有的做官后忘本变质，残害百姓。封建文化人的形象被揭露得淋漓尽致。吴敬梓用他那犀利的目光、深刻的见解宣告了封建八股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现在，《儒林外史》已被译成英、法、德、俄、日等多种文字，成为一部世界性的文学名著。有的外国学者认为：这是一部讽刺迂腐与卖弄的作品，然而却可称为世界上一部最不引经据典、最饶诗意的散文叙述体之典范。它可与意大利薄伽丘、西班牙塞万提斯、法国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相抗衡。

  

    文学奇葩《红楼梦》

    《红楼梦》是一部中国长篇小说，写成于清朝乾隆帝中期。清乾隆帝四十九年梦觉主人序本正式题为《红楼梦》，在此之前，此书一般都题为《石头记》。此后《红楼梦》便取代《石头记》而成为通行的书名。《红楼梦》被评为中国最具文学成就的古典小说及章回小说的巅峰之作，被认为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在现代产生了一门以研究红楼梦为主题的学科“红学”。

    曹雪芹(约1715～1763)，清代小说家，《红楼梦》的作者。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祖籍辽阳。祖先原为汉人，后入旗籍，为正白旗“包衣”。

    曹雪芹生活在一个“百年望族”的大官僚地主家庭，从曾祖父起三代世袭江宁织造达60年之久。祖父曹寅当过康熙的“侍读”，曾祖母又是康熙的乳母，曹家与皇室的关系非常密切。少年时代，他“锦衣纨绔”、“饫甘餍肥”，过了一段豪门公子的奢侈生活。雍正五年（1727年），他父亲曹頫因事受到株连，被革职抄家。从此，家族的权势和财产都丧失殆尽。他的家庭居处屡迁，生活极不安定，有时甚至不得不投亲靠友，以维持生活，还常常受到歧视和凌辱。经历了由锦衣玉食到“举家食粥”的贫民百姓的沧桑之变，使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没落命运有了切身感受，对社会上的黑暗和罪恶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有了这样一个认识生活、理解生活的基础，再加上他进步的思想意识，良好的艺术修养，才使他有可能创作出《红楼梦》这部公认为中国古典小说创作高峰的杰作。

    据说大约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时候，他应两江总督尹继善邀请到南京去了一趟，重访故居。那时的江宁织造府已成乾隆皇帝的行宫，不准入内；有的宅院也成为别家的园林，曹雪芹感慨万分。他还到处寻访江宁织造府里的旧人。在秦淮市井之间，访到他少年熟识的一个小丫头，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曹雪芹很同情她的遭遇，就聘为续娶夫人，并给她取名为“芳卿”。芳卿精于工艺美术，能自编自绘织锦图样。曹雪芹曾和她共同研究织锦工艺，写成书稿。尹继善同曹家是世交，对曹雪芹很看重，请他在总督衙门做文书。这种师爷生活自然与他的性格不合。第二年，他就带了芳卿辞职回京，仍然在西山过着贫困的日子。

        曹雪芹才华出众，家族没落后，在一所贵族子弟学校任职。在这里他结识了敦诚、敦敏兄弟，成了终生的好友。晚年，曹雪芹搬到香山卧佛寺附近的一个山村里居住，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敦诚、敦敏的诗里说他和妻子、儿子一家三口常常喝粥。曹雪芹爱喝酒，却没钱买，于是便赊酒喝，待卖了画再还钱。但是，在这样艰辛的条件下，曹雪芹仍然坚持写作《红楼梦》。大约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的秋天，他的儿子因得痘疹死了。曹雪芹十分哀伤。不久，他自己也贫病交加，无钱医治，竟在除夕这一天悄然离开了人世。

    《红楼梦》写了一个封建贵族大家庭从繁荣走向衰败的故事。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恋爱婚姻悲剧，是这个故事的中心。作者的高明在于，他没有表面地、简单地表现这个爱情悲剧，而是从人物思想性格的深处，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去挖掘这一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从而充分地揭露了封建主义的残酷虚伪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罪恶。作品的主题也没有局限在个人爱情悲剧本身，而是围绕着中心事件，展开了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描绘了一幅极其广阔的社会生活图画，说明了整个封建社会已是千疮百孔，摇摇欲坠。深刻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社会制度、政治吏治、婚姻制度、伦理关系，满腔悲愤地控诉了封建主义的残酷无情和灭绝人性，大胆敏锐地预示了封建社会和封建统治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在中国，《红楼梦》被评价为剖析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红楼梦》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巨大的，这首先体现在典型形象的塑造上。《三国演义》和《水浒》中写的大多是英雄人物，这些人物的斗争故事本身就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红楼梦》是探索到人物灵魂的深处，描写不同人物的精神面貌，塑造出不同的典型。另外，它还是以日常生活和爱情题材来塑造人物形象的。《红楼梦》中日常生活场景描写生动逼真，并巧妙地与刻划人物相结合；语言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些都对后代人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红楼梦》在诗词、戏曲、绘画、建筑、园林等诸多方面都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纪昀与《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大丛书，它基本上囊括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许多珍本秘籍因《四库全书》的编修才得以保存下来，这是一项极为浩繁的工程，素有“千古巨制文化渊薮”的美称。

        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观弈道人。又因其北京虎坊桥寓所有一巨大太湖石，故又称孤石老人。清直隶河间府献县(今河北省沧州市沧县崔尔庄)人。

        纪晓岚24岁时参加了顺天乡试，以超群的才华赢得了第一名。这一段时期，他潜心研究考证学，博览群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乾隆十九年（1754年）三月，中进士。按照大清科举制度规定，新选进土除一甲三名授修撰及编修外，另外再选一部分有文学书法特长的进士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称为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纪晓岚庶吉士学习期满，成绩优异留馆授编修。

    一次纪晓岚应邀去参加兵部尚书王杰的宴会，有位陈御史也来了，他比纪晓岚大几岁，也是一位生性诙谐、爱好滑稽的人，与王杰、纪晓岚都是莫逆之交，而且气味相投，相互戏谑成习，无所顾忌。在他们推杯换盏、酒酣耳热之时，厅外有一只家犬徘徊，等候觅食残肴。陈御史一看到狗，触动了灵机，故意向厅外一指，佯问纪晓岚：“是郎是狗？”纪晓岚一听，知道御史在骂他“侍郎是狗”，他也装糊涂随口答道：“是狗。”王尚书插嘴问：“你何以知道是狗？”“狼与狗尾巴有别。”纪晓岚慢条斯理地解释，“下垂为狼，上竖（尚书）是狗！”此语一出，满堂哄然大笑，王尚书被骂得面红耳赤，无词以对。陈御史笑得连喝进嘴里的酒也喷出来了，一边还指着王尚书说：“你倒是捡了便宜，我本来问是狼（侍郎）是狗？却原来尾巴上竖（尚书）是狗。”说完大笑不止。“狼狗之别，尚有其二，”大家的笑声稍歇，纪晓岚又接着说，“即看它吃的东西来分辨。大家都知道，狼是非肉不食。狗却不同，狗是遇肉吃肉，遇屎（御史）吃屎！”纪晓岚的话，使刚刚低落下来的笑声，一下子又爆响起来，这一回轮到陈御史面红耳赤了。

    天有不测风云。这一年发生了两淮盐引案，这是乾隆年间的大案之一。其中牵扯到盐运使卢见曾，他勾结盐商，收取贿赂，侵吞公款且数额巨大。在查办过程中，发现卢见曾事先得知了消息，把资财藏匿起来，于是乾隆帝严令追查走漏消息之人，负责此案的正是刘统勋。刘统勋是纪晓岚顺天乡试时的副考官，性情刚直，因赏识纪晓岚的才华，使之成为第一名并上奏给乾隆皇帝。他与纪晓岚师生情意甚浓。但他并不因此而徇私情，经查正是纪晓岚走漏了风声。

    原来纪家与卢家是亲戚，纪晓岚的女儿嫁给了卢见曾的孙子。纪晓岚因泄密报信一事在乌鲁木齐渡过了两年多的谪戍生涯。这件事对他的思想、性格、处世态度影响很大。回到京师后，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深感世态炎凉，仕途险恶，但他又不想隐身出世。所以他终日以书为伴，苦心研读。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帝降旨，购访民间遗书，提倡对古籍进行整理和考据。派军机大臣为总裁，挑选翰林等官，选定员数，详定条规，专司查校，编纂《四库全书》。由刘统勋全力推荐，纪晓岚担任了总纂官。纪晓岚非常敬佩这位恩师、严师，他尽心尽职，招揽了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参加编修，深得乾隆帝的赏识。十一月，纪晓岚被补为翰林院侍读。

    《四库全书》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这部丛书共收录图书3503种、7．9万多卷、3．6万多册，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其中经部分为易、书、诗、礼、春秋等10类；史部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等15类；子部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等14类；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等5类，共计44类。所收之书来源于朝廷藏书和征献的民间藏书。为了妥善保存这批经典文献，朝廷从全国征集了3800多名文人学士集聚京城，又花了10年的时间，用工整的楷书抄录了七部，分藏于北京、沈阳、承德、扬州、镇江和杭州。《四库全书》堪称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它历经两百多年，到现在还完整地保存了四部。

  

    魏源与《海国图志》

    日本明治维新变革的先行者是吉田松阴。启迪他的书就是中国大学者魏源的《海国图志》。口号是魏源呼喊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而魏源的《海国图志》在中国被束之高阁。

    魏源（1794~1857）名远达，字良图，号默深。湖南邵阳人，是我国著名学者和近代启蒙思想家。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出生于地主官僚家庭，10岁时家乡遭灾，家庭从此没落。由于家境贫寒，魏源读不起书，只好到私塾里借书，在母亲的织布机旁苦读了《四书》、《五经》。由于他刻苦勤奋，15岁便考中秀才，29岁时考中举人。他热心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喜欢议论时政，成为鸦片战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

    魏源9岁时去赴县城参加“童子试”。开考时，考官拿着一个茶杯给大家看，原来上面画着一幅“太极图”。考官这才慢吞吞地出了考试的题目：对对子。上联就是“杯中含太极”。魏源刚好怀中藏着两个麦饼，那是魏源的母亲怕他饿肚子，在他临行之前塞给他的。魏源看看考官的上联，又摸摸麦饼，灵机一动就想出了下联“腹内孕乾坤”。考官大为惊异。

    1840年9月的一天，占领定海的英军，为了筹划进攻中国内地的作战计划，派出人员刺探军情，一名叫安突德的炮兵军官偷偷地到定海附近测绘地图，被当地的百姓抓获，送交给宁波知府衙门。魏源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立即赶到宁波，亲自审讯安突德。安突德向魏源交待了英国的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等自然情况，同时也详谈了英军的作战意图和武器情况。事后，魏源根据安突德的交待材料，写成了《英吉利小记》，向中国人介绍了英国的历史、地理等基本情况，供人参考。

　　1841年8月的一天黄昏，魏源在镇江遇见了即将发配新疆伊犁的林则徐。两位忧国忧民，力主抗英的爱国志士相见，不由百感交集，慨叹不已。在魏源的住处，林则徐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布包，指着布包内的一大捆书报说：“这是我在广东时组织译员从香港、澳门的书籍和报纸上翻译的译文材料。如今我发配新疆伊犁，路途遥远，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返回。我想把这些东西交给你，希望你能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编写一种介绍海外各国情况的书，改变国人对世界的无知状态。”

　　魏源从林则徐手里接过沉甸甸的布包，会意地点了点头，他决心在林则徐已有的基础上，搜集天下有关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资料，编写一部集大成的世界史地著作。

    他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又根据历代史书记载及新搜集的外国图文资料，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到1843年初魏源终于写完了《海国图志》。它是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先进分子了解和认识西方的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宝贵典籍。

    《海国图志》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还有各种奏折10多件和魏源的一些亲身经历。《海国图志》全书分六个部分，每一部分侧重各有不同。如《世界地图及各国分地图》篇，向人们提供了近百幅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世界各国史地》篇中，魏源通过征引《地球图说》、《外国史略》和《瀛环志略》等书中的材料，详细地介绍了美国的民主政治，涉及到美国的联邦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等。可以说，《海国图志》涵盖了当时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魏源这部关于世界各国地理、历史概况和社会现状的巨著，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对后来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魏源的改革思想中，虽然有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微弱呼声，有称赞资产阶级政体的某些词句，但脚步却始终没有跨出封建主义的门槛。他幻想清王朝能改弦更张，通过学习西方某些富国强兵之道，以重振国威。正是这个政治立场，驱使魏源在1853年任江苏高邮知州时，组织地主团练武装，以对抗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文坛斗士鲁迅

    五四运动前夕，由于辛亥革命半途而废，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反而暴露得更加明显了。广大的农民依然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封建阶级依然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特别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使社会的各种矛盾更加复杂尖锐。在这种形势下，鲁迅以他敏锐的思想和犀利的笔触，对封建制度及其上层建筑表示了彻底的反抗。他的小说《狂人日记》是投向封建礼教的一颗重磅炸弹，也是向世人提供的一副清醒剂。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

    鲁迅，1882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

    1904年夏，鲁迅进入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选择学医，一方面如他自己所说：“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更重要的是，鲁迅认为日本的维新既然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那么医学也就能够促进中国的革命。他学医学的很认真，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原本可以做一个很优秀的医生，但两年后的一件事却彻底改变了他的初衷。

    鲁迅在仙台学医的时候，正值日俄战争爆发，中国成了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势力范围的主战场。有一次，鲁迅在幻灯片上看到了他久违的同胞，其中一人因替俄军做侦探而被日军砍头示众，而一群体格并非不强壮的中国人，却无动于衷、呆板麻木地围着“赏鉴这示众的盛举”。讲堂里的日本学生拍掌欢呼起来，刺耳的“万岁”声似利刃绞割着鲁迅的心，使他的内心受到巨大的伤害和震动。事后，鲁迅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之中，他觉得对于中国来说，医学倒还不是一件紧要的事，医治、改变中国人麻木的精神，实在比医治他们虚弱的肉体更为重要，否则中国人体格就是再健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而要想医治和改变人民的精神，鲁迅当时认为莫如文学。于是鲁迅毅然决定弃医从文，从振兴中华的需要出发，抛弃了血肉的外科，从事改造人灵魂的“内科”。

    1906年3月，鲁迅从仙台医专退学，回到东京，正式开始了他的文艺生涯。弃医从文促使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杰出的作家，这不是个人的一时冲动，而是时代召唤的结果。从此以后，鲁迅成了一名文坛斗士，创作出了《呐喊》、《彷徨》等惊世之作，终身以思想启蒙、唤醒民众为己任，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呐喊》是鲁迅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地剖析和彻底地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小说通过一个被迫害者的自述，深刻地揭露和抨击了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毒害，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封建礼教叛逆者“狂人”的形象，号召人们起来推翻人吃人的旧制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著名的彻底反封建的新文学作品。

  

        茅盾与《子夜》

　　茅盾本名沈德鸿，字雁冰，１８９６年７月４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这个太湖南部的鱼米之乡，是近代以来中国农业最为发达之区，它紧邻着现代化的上海，又是人文荟萃的地方，这造成了茅盾勇于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心态，以及细致入微的笔风。    

     左联期间他写出了《子夜》、《林家铺子》、《春蚕》。抗战时期，辗转于香港、新疆、延安、重庆、桂林等地，发表了《腐蚀》和《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等。建国之后，他历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已很难分身创作。在“文革”期间，挨批靠边，稍稍平稳便秘密写作《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和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１９８１年辞世。

    《子夜》出版于1933年，震动了中国文坛，瞿秋白把这一年称为“子夜年”，可见它的影响之大。这部长篇围绕着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买办赵伯韬之间的尖锐矛盾，全方位、多角度地描绘了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广阔画面，艺术地再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风云，反映了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风貌。茅盾以《子夜》这部长篇杰作的创作，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蚀》描绘了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动态。《林家铺子》以林老板经营的小店铺的兴衰沉浮为中心，多方面地描写了林老板与整个社会的联系，阐释了林家小店铺的破产是整个工商业共同的前途的重要思想。《春蚕》通过农民老通宝一家人蚕花丰收，而生活却更加困苦的事实，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农民真正的出路，需在丰收之外去寻找。

    如同《子夜》一样，《林家铺子》和《春蚕》也是很有代表性的社会剖析小说。它们长期地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是供青少年学习的范文。《林家铺子》和《子夜》还被拍成电影，在中国广大城乡引起强烈反响。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发生了黄金提价舞弊案，全国各大报纸都有报道。茅盾读了报上的新闻非常气愤。于是他决定写剧本，记录这个案件。抗战以后，他写了四部长篇小说，都没有详细的大纲，而为了写这个剧本，他却写了篇27000字的大纲，相当于剧本字数的三分之一。因为他觉得自己写剧本是外行。他带着这个“大纲”，去拜访著名剧作家曹禺、吴祖光，虚心向他们请教。两位剧作家都给了茅盾热情的鼓励，又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吴祖光还把他的大纲拿回家，让他的弟弟吴祖强帮茅盾誊抄清楚。茅盾怀疑自己的剧本是否适合演出，经过曹禺等人的鼓励他坚定了写作话剧《清明前后》的决心。不久他终于在抗战的胜利声中写完了《清明前后》，并在重庆《大公晚报》的副刊《小公园》上连载。

  

        散文大家朱自清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中，朱自清以其散文有力地证明了：取代文言文的白话文，也可以写出与文言散文媲美甚至超过它的精品。这是朱自清作为一位语言大师对现代汉语的重大贡献。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后随祖父、父亲定居扬州。幼年在私塾读书，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朱自清是现代文学史上的散文大家，他的《春》、《背影》、《荷塘月色》等名篇脍炙人口。192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江苏、浙江一带教中学，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1922年和俞平伯等人创办《诗》月刊，是新诗诞生时期最早的诗刊。他是早期文学研究会会员。1923年发表的长诗《毁灭》，这时还写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优美散文。

    朱自清是个非常勤奋的人。就是度蜜月时，他带着旅途回来的疲倦，就开始了紧张的写作生活。为了能安安静静地写作，朱自清夫妇特意住在普陀一个小寺院里。根据朱自清夫人的回忆，在他们共同生活的17年的时间里，朱自清从没放松过一分一秒。他的作息时间是安排得很严格的：早晨起床做早操，用冷水擦澡，洗脸，漱口时就把书放在洗脸架上看，然后喝一杯牛奶就到图书馆去。中午回家吃饭，饭后看报。图书馆一开门便又去了。吃罢晚饭，还要去图书馆，直到闭馆才回家。进家门便又摆上东西写，一直到11点休息。除了生病，他的夫人竟然从未见他11点前睡过。

    他的写景散文在现代文学的散文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运用白话文描写景致最具魅力。如《绿》中，就用比喻，对比等手法，细腻深切地画出了梅雨潭瀑布的质和色，文字刻意求工，显示出驾御语言文字的高超技巧。

    朱自清还有另一语言风格的散文，即用平易的语言，在朴素的叙述中寄寓真挚深沉的情愫。这类作品常常能表现作者正直、热情、进步的心怀，如《生命的价格——七毛钱》、《白种人——上帝的骄子!》等均为这一风格的代表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背影》。这篇散文洗去了他往日的铅华，透过父亲的一举一动，读者似乎看到了作者惨淡的家境及父亲对儿子深挚的爱。

    他炉火纯青的文字功力在《荷塘月色》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在描写月色下的荷花之美时，作者将它比喻为明珠，碧天的星星，出浴的美人；在形容荷花淡淡的清香时，又用了“仿佛远处高楼上飘过来的渺茫的歌声似的”一句，以歌声比喻香气，以渺茫比喻香气的轻淡，这一通感手法的运用准确而奇妙。

  

    老舍与《四世同堂》、《茶馆》

    老舍是一位多产作家，一生共创作了1000多部（篇）作品，特别在长篇小说艺术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与茅盾、巴金一起，并称“现代长篇小说的三大高峰”。老舍小说全景式地描写了北京的市民生活和风俗，又被看作是现代“京味小说”的源头，成为了北京文化的一个象征。

    老舍（1899~1966），现代作家，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正红旗人,北京人,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时候。老舍是他在小说《老张的哲学》中使用的笔名。他的笔名还有絜青、絜予、非我、鸿来等。中国现代小说家、戏剧家、著名作家，曾任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大学教授。

    1918年老舍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1924年夏，赴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华语教员，并从事文学创作。1926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这标志着老舍文学创作道路的开端。接着，又发表了《赵子曰》、《二马》，从而奠定了他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1936年老舍辞职，从事专业写作。在青岛工作和生活的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创作的旺盛期之一。他先后编了两个短篇集《樱海集》、《蛤藻集》，收入中短篇小说17篇。创作了《选民》（后改题为《文博士》）、《我这一辈子》、《老牛破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长篇杰作《骆驼祥子》。

    “文革”中，同许多老一辈爱国文艺家一样，老舍遭到了恶毒攻击和迫害。1966年，他被逼无奈，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享年67岁。

    《四世同堂》是老舍完成的规模最宏大的作品，约100万字。以北平一叫“小羊圈”胡同里多种人物，特别是以祁家祖孙四代为中心，展开错综复杂的画面与情节的描写，表现了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经历，以及他们在幻想破灭后，终于觉醒，坚决抗战的过程。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汉奸的无耻，也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善良、懦弱和苦闷，以及下层市民坚强不屈的意志和决心。《四世同堂》在艺术上保持着老舍作品特有的浓郁的北京地方色彩，作品语言几乎全是纯粹的北京市民口语，加上对人物民族性的深入挖掘，使之成为老舍“北京市民生活系列小说”中的一座高峰，也是40年代国统区小说中最具民族化特征的一部。

    《茶馆》是老舍戏剧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当代话剧的巅峰之作，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保留剧目和中国当代话剧的代表。该剧以反映社会历史的深广，戏剧结构的独特，北京地方色彩的深厚，语言技巧的精妙而享誉于世。他的戏剧家朋友曹禺说：正因为有了《茶馆》“这样深刻的经典作品，才使北京人艺极有才华的戏剧艺术家们纵横驰骋于世界舞台，使中国话剧艺术在国际上焕发了夺目的光彩”。

  

    沈从文与《边城》

    沈从文20世纪20年代就蜚声文坛，被誉为“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仅次于鲁迅”，其创作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尝试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他的散文也独具魅力，为现代散文增添了艺术光彩。一些后来的作家曾深受他创作风格的影响。

    沈从文（1902~1988），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苗族。1918年自家乡小学毕业后，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徙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后正式参军，当过上土司书。

    1930年后赴青岛大学执教，创作日丰。到抗战前，出版了20多个作品集，有《石子船》、《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等。中篇小说《边城》于1934年问世，标志着他的小说的成熟。

    沈从文来自风景秀美的湘西。玲珑剔透的山水孕育了他的才情，人性甜美的凤凰小城赋予他柔顺多情的个性。这位杰出的小说家和历史文物研究家一生共出版过30多部短篇小说集和6部中长篇小说，是少数几个拥有世界声誉的现代中国作家之一。

    青年时代的沈从文就因写过一些新潮的白话小说而在文坛崭露头角，由于诗人徐志摩的介绍，他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教师。然而木讷的沈从文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他万万没有想到在那些目睹他出洋相的女学生中，就有以后成为他夫人的张兆和。

    １８岁的张兆和在中国公学曾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她聪明可爱，单纯任性。兆和身后有许多追求者，她把他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二姐张允和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自卑木讷的沈从文不敢当面向张兆和表白爱情，他悄悄地给兆和写情书。工夫不负有心人，在感情文字的巨大威力下，两人双双坠入爱河。张兆和毕业后不久，沈从文便上门提亲，在二姐允和的帮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不幸的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放过沈从文。一次又一次来势汹涌的打击，使忧郁过度的沈从文陷入了病态的迷狂状态，他不断念叨着“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后在夫人的照料下恢复了健康。１９８８年５月１０日，饱经沧桑的沈从文安详地离开了人世。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是以湘西小山城茶峒及附近乡村为背景，描写一个渡船的老人和他的外孙女翠翠的生活，以及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傩送之间曲折的爱情故事。作者赋予他笔下的所有人一种淳厚质朴的人性、遵从古礼的美德、无欲无争的人生。作者向往“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厌恶所谓的现代文明，痛恨现实的黑暗，于是他在作品中构筑了一个理想世界，以此来寄托他重造民族的希望，表达自己对理想人生的执著追求。《边城》中的女主人公翠翠，是作者向往优美人性与人生的化身与极致。作者通过这一形象，特别是这一人物在爱情生活中的态度，描绘出人世间一种纯洁美好的感情、讴歌了象征爱与美的人性与人生，为人类的爱字作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说明。

    

  

    巴金与爱情、激流三部曲

     巴金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丰硕的创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现当代文坛的巨匠。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等。四川成都人。1927年初赴法国留学，写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始用巴金的笔名。1929年回国后，因无政府主义运动已经失败，将绝望与愤怒的心情                  寄托于文学虚构。所创作的小说有两大主题：一是探索青年人追求理想和信仰的道路，代表作有《新生》、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等；二是揭露封建家庭制度的弊害，以影射社会专制制度的罪恶，代表作有《春天里的秋天》、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热烈、真诚，文字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巴金爱书，在文化圈内是出了名的。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了，但是省吃俭用，他还是要买书。一天，一向依着他的萧珊实在忍不住对他说：“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不知道家里到底有没有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的巴金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第二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

    《家》给巴金带来家。巴金一直以“愿天下人都有饭吃”为己任，全身心地投入事业而无暇顾及儿女私情。1936年，巴金以《家》而成为青年心中偶像，追求他的人很多。有一个女高中生给他写的信最多，他们通信达半年之久，却从未见面。最后，还是女孩在信中提出：“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女孩主动寄了张照片给巴金，然后他们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经过8年的恋爱长跑，年届不惑的巴金与这个名叫萧珊的女孩结为连理。

    巴金把自己的病也写进小说。幼年多病的巴金，其实从来没有读过大学。14岁时，他好不容易得到祖父同意进入英语补习学校念书，刚刚一个月，就因病辍学。1925年，他到北京准备考北京大学，但是体检时发现患有肺病，无奈与北大失之交臂。在巴金的作品中，常常有主人公患肺病或其他疾病的描写，并且因患病而发生情绪、思想的变化，《灭亡》中的杜大心等都是如此。写《灭亡》时正是巴金治疗肺病与休养的关键时期，主人公杜大心也就因患有肺病而萌生暗杀军阀以解脱痛苦的念头。

    激流三部曲是长篇《家》、《春》、《秋》三部连续性小说的总称，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从1931年开始创作第一部《家》，到1940年完成第三部《秋》，其间断断续续经历了10年时间。这是文学史上继《红楼梦》之后又一部记录封建大家族没落史的杰作，通过对官僚地主家庭高老太爷一家变迁衰败，分崩离析的真实描绘，揭露了封建家庭触目惊心的层层黑幕，歌颂了知识青年的最初觉醒和英勇抗争。

    激流三部曲以五四运动所掀起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激流必将摧毁一座座封建思想的最后营垒为总的主题，展示了腐朽没落的封建秩序、伦理道德必然死亡，民主的新生的一代青年正在崛起这样一个重大意义的社会趋向。它的内容由三个互相连续的部分所构成：《家》描写了高家森严的威势，梅的忧郁而死，瑞珏的悲惨结局，鸣凤的投湖自尽和觉慧的毅然叛逆。《春》描写了觉民的继起斗争，淑英的愤然出走，惠的悲剧命运和克安、克定的日趋堕落。《秋》描写了高家矛盾的激化，情儿的重病身亡，觉新的逐步觉醒和高家的土崩瓦解。激流三部曲具有强烈反封建意义的故事，曾经激动过几代读者的心。

  

    钱钟书与《围城》

      钱钟书(1910~1998)，现代文学研究家、作家，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因他周岁“抓周”时抓得一本书，故取名“钟书”。

      钱钟书出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中学时擅长中文、英文，却在数学等理科上成绩极差。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在这一时期，他刻苦学习，广泛接触世界各国的文化学术成果。1933年大学毕业。1935年和作家、翻译家杨绛结婚。同年考取公费留学生资格，在牛津大学英文系攻读两年，又到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一年，于1938年回国。曾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

    钱钟书深入研读过中国的史学、哲学、文学经典，同时不曾间断过对西方新旧文学、哲学、心理学等的阅览和研究，著有多部享有声誉的学术著作。他的散文和小说也很出色，特别是长篇小说《围城》，才情横溢，妙喻连篇，可谓家喻户晓。有位外国记者曾说，他来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万里长城，二是看钱钟书。他把钱钟书看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还有一个外国记者因为看了钱钟书的《围城》，想去采访钱钟书。他打了很多次电话，终于找到了钱钟书。钱钟书在电话里拒绝了采访的请求，并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鸡呢？”

    钱钟书学识渊博，记忆力惊人。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就与吴晗、夏鼐被誉为清华“三才子”。与陈衍老人的交往更体现了这一点。陈衍，号石遗，晚清“三大诗人”之一，在当时的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石遗老人对当时的诗人学者甚少许可，但是对钱钟书却另眼相看。每年寒暑假钱钟书从清华回无锡，石遗老人都要邀他去自己家。有一次，石遗老人说起清末大诗人王闿运：“王闿运人品极低，仪表亦恶，世兄知之乎?”钱钟书对曰：“应该是个矮子。”石遗笑说：“何以知之?”钱钟书说：“王死时，沪报有滑稽挽联云‘学富文中子，形同武大郎’，以此得之。”石遗老人点头称是。又说王闿运的著作只有《湘军志》可观，其诗可取者很少，他的《石遗室诗话》中只采用某两句，但已记不起是哪两句了。钱钟书马上回答：“好像是‘独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石遗老人不由得惊叹：“世兄真是好记性!”

    尽管钱钟书学习成绩很好，但在生活方面，他确实有点“痴气”。比如，他总分不清东西南北，一出门就分不清方向；穿衣服不是前后颠倒，便是内外不分。最出洋相的是上体育课，作为领队，他的英语口令喊得相当宏亮、准确，但他自己却左右不分，不知道该怎么办。口令喊对了，自己却糊里糊涂不会站，常常闹得全班哄堂大笑，自己却莫名其妙。聪明过人却又时常“糊涂”，这就是叫人难以捉摸的钱钟书。

    《围城》是钱钟书的一部“忧患之作”，作于抗战末期动荡不安的上海，通过描写怯懦浪荡，不学无术的方鸿渐留洋回国的种种遭遇，刻画出褚慎明、董斜川、李梅亭、韩学愈、高松年、苏文纨等个性鲜明的人物，深刻鞭挞了知识分子庸俗、无聊、虚荣的劣根性。如方鸿渐40美金从爱尔兰骗子手中买子虚乌有的“克莱登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韩学愈自称自己奇丑无比的白俄老婆是美国血统，李梅亭与苏州寡妇勾搭调情，写得无不入木三分，令人拍案叫绝。

    《围城》书成后在国内流传不久就销声匿迹了，备受几十年的冷落。墙内开花墙外香，《围城》在国外却享誉甚高。美籍华人，著名文艺批评家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他的评价引发了许多西方译本的出现，钱钟书作为作家渐渐为世界所瞩目。

  

    才女张爱玲

    现代女作家有以机智聪慧见长者，有以抒发情感著称者，但是能将才与情打成一片，在作品中既深深进入又有保持超脱的，除张爱玲之外再无第二人。

    张爱玲(1920~1995)，原名张煐，著名文学家。原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张爱玲系出名门，祖父张佩伦乃满清大员李鸿章之女婿。不过她的童年是黑暗的，生母流浪欧洲，剩下她和弟弟在父亲和后娘的监管中成长。

    中学时期的张爱玲已被视为天才，并且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后来战乱迫使她放弃远赴伦敦的机会而选择了香港大学。在那里她一直名列前茅，无奈毕业前夕香港却沦陷了。关于她的一切文件记录尽数被烧毁。

　　此后张爱玲返回上海，因为经济关系，她以唯一的生存工具——写作来渡过难关。《第一炉香》和《第二炉香》却成为她的成名作，替张爱玲向上海文坛宣布了一颗夺目新星的来临。继之而来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金锁记》等等更奠定她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重要的地位。

    就在她被认定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女作家，事业如日中天时，她却恋爱了。偏偏令她神魂颠倒的是为大汉奸汪精卫政府文化部服务的胡兰成。战后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如昔，全力捕捉汉奸。胡兰成潜逃温州，因而结识新欢范秀美。当张爱玲得悉胡兰成藏身之处，千里迢迢觅到他的时候，他对她的爱早已烧完了。张爱玲没能力改变什么，

　　她告诉胡兰成她自将萎谢了。然而，凋谢的不只是张爱玲的心，她惊世骇俗的写作才华亦随之而逝。往后的日子纵然漫长，她始终没再写出像《金锁记》般凄美的文章。

    1995年中秋夜，曾经瞩目中国文学界的才女张爱玲卒于洛杉矶一公寓内，享年75岁。

    张爱玲既写纯文艺作品，也写言情小说，《金锁记》、《秧歌》等令行家击节称赏，《十八春》则能让读者大众如醉如痴，这样身跨两界，亦雅亦俗的作家，一时无二；她受的是西洋学堂的教育，但她却钟情于中国小说艺术，在创作中自觉师承《红楼梦》、《金瓶梅》的传统，新文学作家中，走这条路子的人少而又少。

    说张爱玲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异数”当不为过。文字在她的笔下，才真正地有了生命，直钻进你的心里去。喜欢张爱玲的人对她的书真是喜欢，阅读的本身就能给读书的人莫大的快感。阅读的快乐只有在她那里才可以得到，至少对我是这样。读别的书你或许能知道道理，了解知识，得到震撼，但是只有读张爱玲的文章你才是快乐的。即便是有点悲剧意味的《十八春》依然如此！

  

    武林至尊金庸

    金庸阅历丰富，知识渊博，文思敏捷，眼光独到。他继承古典武侠小说之精华，开创了形式独特、情节曲折、描写细腻且深具人性和豪情侠义的新派武侠小说先河。

    金庸，原名查良镛，生于1924年，浙江海宁人，查家为当地望族，历史上最鼎盛期为清康熙年间，以查慎行为首叔侄7人同任翰林。金庸祖父查沧珊是“丹阳教案”的当事人。

    1937年，金庸考入浙江一流的杭州高中，离开家乡海宁。1939年金庸15岁时曾经和同学一起编写了一本指导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给投考初中者》，畅销内地，这是此类书籍在中国第一次出版，也是金庸出版的第一本书。1941年日军攻到浙江，金庸进入联合高中，临毕业时因为写讽刺黑板报《阿丽丝漫游记》被开除。

       金庸1948年在数千人参加的考试中脱颖而出，解放前任《大公报》编辑和主持英语国际电讯广播。不久调任《新晚报》副刊编辑，主持《下午茶座》栏目，也做翻译工作，与梁羽生（原名陈文统）一个办公桌。1955年开写《书剑恩仇录》，成为专栏作家。后进入长城电影公司，专职为编剧，写过《绝代佳人》、《兰花花》、《不要离开我》、《三恋》、《小鸽子姑娘》、《午夜琴声》等剧本，合导过《有女怀春》、《王老虎抢亲》（用的艺名林欢）。1959年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资创办《明报》，共写武侠小说15部，1972年宣布封笔，开始修订工作。

    1981年后金庸数次回大陆，先后受到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以最高规格的接见，后到英国牛津大学当访问学者，1994年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职务，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担任院长。

    1999年，金庸以一元钱将《笑傲江湖》的版权卖给中央电视台,令同行惊奇万分。在当时他的每部作品版权费高达50万。为何厚此薄彼？在一次座谈会上，金庸笑言：“因为无线经常将剧情加很多改动，所以要多收一点。”这次金庸再度出售小说版权给无线，附带条件是不可以更改和增加剧情。他认为，只有当年王天林所拍的《书剑恩仇录》和《射雕英雄传》最符合原著。他曾因为电视台更改剧情气得不看，甚至致电给无线老板邵逸夫投诉，笑言谁改剧情就炒谁鱿鱼，如果对方写得那么好，就自己出书吧！相反，他象征性地以一元人民币的收费将《笑傲江湖》的版权售予中央电视台，因为他有信心中央电视台可以依照原著拍摄。金庸将这珍贵的“一元钱”装裱在一个有机玻璃镜框里放于自己的家中，这张一块钱人民币编号的尾数为25666666。

    金庸博学多才，举凡历史、政治、古代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电影等都有研究，作品中琴棋书画、诗词典章、天文历算、阴阳五行、奇门遁甲、儒道佛学无所不包，是香港著名的政论家、企业家、报人，曾获法国总统“荣誉军团骑士”勋章，英国牛津大学董事会成员及两所学院荣誉院士，多家大学名誉博士。

    金庸曾把所创作的小说名称的首字联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现在已经广为流传并多次被香港和中国内地拍成电视剧与电影，也是“金迷”的必读书目。

  

    英雄古龙

    1960年，武侠小说已成为香港等地最流行的大众文化消费品之一。金庸、梁羽生已经名满天下，其他大大小小“写家”也各显神通，各据要津。古龙靠自己独特的写法、自己独特的风格在短短的几年内写出了大量独特的作品、很快博得了台湾“四大名家”之一的称号，是武侠文坛中屈指可数的大家。

    古龙，本名熊耀华，江西人；台湾淡江英专(即淡江大学前身)毕业(一说肄业)。少年时期便嗜读古今武侠小说及西洋文学作品，评家多以为他是受到吉川英治、大小仲马、海明威、杰克?伦敦的影响。故能日新又新，后来居上，且别开武侠小说新境界。

    解放前夕，古龙随他的父母迁居到台湾。他的父亲曾担任台北市长的机要秘书，无须为温饱发愁。遗憾的是父母间的感情不能弥合，在不断的争吵中分道扬镳。倔强的古龙离家出走，过早地承担了自食其力的艰辛，过着食不果腹，困顿潦倒的生活。他一边拼命打工,一边又含辛茹苦地读书，居然以一个流浪少年的身份读完了高中和大学。就在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欧美小说。

    出版业的商业化使作家的写作也沾染上浓厚的商业色彩。古龙也尝试写作赚取稿费。大学毕业后，古龙对于文学很迷恋，使古龙做着这样的好梦：幽静的小茅屋，竹林，小溪，阳光灿烂，在窗前或树下、溪旁读书写文章。他喜欢的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是创造文字时的那种无限快乐，因而，他辞去了工作，在偏僻安静的瑞芳镇租了间房子，过起了自由写作人的生活。

    古龙出手迅猛，不同凡响，很快在当时的武侠小说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用“一举成名”形容再适合不过了，随之而来的就是金钱和荣誉。从1960年到1963年这4年间，他就写出了14部长篇小说；大约在1965年前后，古龙一口气创作了《情人箭》、《大旗英雄传》、《武林外史》、《名剑风流》、《绝代双骄》等作品，标志着他的武侠写作达到了新的高峰。

    在生活中，古龙和他作品中的英雄一样崇尚美酒。燕青初见古龙时是这样回忆的：“我陪一位香港出版家到台北去。由于这位出版家经常介绍台湾武侠小说家的版权，十几位武侠小说家联合做东道主，在梅子餐厅吃宵夜，我也忝陪末席。在这一群武侠小说家中，有诸葛青云、卧龙生、曹若冰、慕容美等等。他们在席上谈笑风生，语惊四座，有一个人却默不作声，只是酒来必干，自得其乐。这个沉默不作声的人，引起我的注意，因为他长得五短身材，却是头大如斗。尤其是喝酒时。头一仰，便是一杯，那种豪迈酒量，使我看得暗暗心惊。”

    他的朋友和学生丁情记载了古龙临终前的情景：对于酒的执着，大概没有人能比得上古大侠、他三番两次的因酒而住院，换了别人，早已怕酒怕得要命了。可是我们的古大侠却照喝不误。他死后，生前友好为纪念这个“酒国烈士”，特意花了30万台币购买近50瓶“XO”白兰地，陪同古龙羽化到另一个世界。

    在古龙的小说里，他十分重视剖析和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大胆借鉴现代意识流以及推理小说的写作技巧。使人物形象更加深化，情节发展更加富于逻辑，作品意境更加虚实汇融，读来别有一番风味，可获得强烈的艺术美的享受。

    《绝代双骄》无疑是值得赞赏的一部作品，时至今日，它也已成为古龙的代表作之一。它的故事是典型的古龙式的，它的人物也是古龙式的人物。整部小说以一个阴毒的陷阱为背景，在谜一样的气氛中展开情节。移花宫主设计杀死江枫夫妇，又领养了他们留下的双胞胎中的一个，而把另一个留给了江枫的结拜兄弟燕南天，为的是日后让这对同胞兄弟自相残杀。

    《名剑风流》笔力不弱。小说写的是少年俞佩玉的成长历程，情节曲折，描写细腻，似乎注入了古龙自己的辛酸经历，读来非常感人。尤其是描写了一个真假颠倒的复杂世界，以及一个个谜一般的假面人物，表达了古龙内心深处很深的悲观情怀，特别引人深思。

    金庸、梁羽生走的是“正路”，以历史意识、文化品味、哲理高度取胜。古龙最初也想走这条路，后来受日本文学和《007系列》、《教父》等西方文学影响，以人生况味、机锋智慧、诗意哲理取胜，以情节的悬疑和惊魂取胜，形成“新派”的独到之处。

    金庸也曾说过，古龙的小说独创一格，构思奇妙，有成就。倪匡初读古龙的作品，惊为奇才，在香港大力推介。他认为古龙是金庸以来最好的武侠小说作家，突破传统，别具风格，浪漫激情。其作品刻画人性深刻，人物生动，能把传统与现代合而为一。

    古龙的武侠小说销量之多，流行之广，只有金庸能和他相比。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古龙的创作真正达到辉煌，成为风行天下的名家。他的影响超越台湾地区，而与金庸、梁羽生一起被公认为现代武侠小说最有成就的三大家。

  

        三毛与《撒哈拉的故事》

       三毛以其特立独行的作品与人格气质，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生活。她笔下异彩缤纷的异国情调，字里行间的爱心，以及文中时刻迸发出的诙谐、机智，在人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

　　三毛本名陈平，于1943年3月26日（农历2月21日）生于四川重庆。幼年时期的三毛就表现出对书本的爱好，5岁半时就在看《红楼梦》。初中时期几乎看遍了市面上的世界名著。初二那年休学，由父母悉心教导，在诗词古文、英文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先后跟随顾福生、邵幼轩两位画家习画。

　　在沙漠时期的生活，激发她潜藏的写作才华，并受当时担任《联合报》主编平鑫涛先生的鼓励，作品源源不断，并且开始结集出书。第一部作品《撒哈拉的故事》在1976年5月出版。1981年，三毛决定结束流浪异国14年的生活，回台湾定居。同年11月，《联合报》特别赞助她往中南美洲旅行半年，回来后写成《万水千山走遍》，并作环岛演讲。之后三毛任教文化大学文艺组，教小说创作、散文习作两门课程，深受学生喜爱。1989后4月首次回大陆家乡，发现自己的作品在大陆也拥有许多的读者。并专程拜访以漫画《三毛流浪记》驰名的张乐平先生，了却夙愿。1990年从事剧本写作，完成第一部中文剧本，也是她最后一部作品《滚滚红尘》。1991年1月4日清晨去世，享年48岁。

    三毛的作品在内地很出名。一次在台北亲友的聚会里，三毛遇到许多她过去不认识的人，他们竟然对她刚出的书——《撒哈拉的故事》里的每一篇，每一个细节，每一件小事，甚而每一句话，都好似背过了似的熟悉。这种情形，令一个远方归来的游子惊讶、木讷。

    三毛一向没有耐性，尤其讨厌把自己钉在书桌前爬格子，但是当她回台湾第一天，她听到居然有许多学校的同学，整班整班的在预约她的新书的时候，令她非常感动。更令人惊讶的是，看她的书的人，除了大人以外，竟也有小学生。托了她的侄儿和外甥们，要请他们带着来拜望这个沙漠里的姑姑。

　　三毛自杀的新闻，震撼整个华人世界。特别是她编剧的电影《滚滚红尘》刚在半个月前获得金马奖的八项大奖。由于她投入此片工作甚多，她的母亲也说：“三毛是以生命在写剧本。”三毛内心的失落感是相当强烈的。三毛编剧了《滚滚红尘》，电影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独有她没有获得“最佳编剧”。她最后不解地离世，给热爱她的人们留下一个谜。

    《撒哈拉的故事》就是沙漠生活的平实而又风趣的生活记录。本书共收录了12篇文章，分别是《沙漠中的饭店》、《结婚记》、《悬壶济世》、《娃娃新娘》、《荒山之夜》、《沙漠观浴记》、《爱的寻求》、《芳邻》、《素人渔夫》、《死果》、《天梯》、《白手成家》。这12篇文章不仅将三毛夫妇在撒哈拉沙漠的生活以诙谐、机智的文字描绘出来，如在《芳邻》一文中拉布的母亲要把小山似的骆驼尸体放进三毛那鞋盒般大的冰箱里，三毛拒绝了，换来的是拉布母亲的一句话：“你拒绝我，伤害了我的骄傲。”这句精彩的对白，实在使人忍俊不禁。还有在《沙漠中的饭店》中，三毛促狭地把粉丝称作“雨”，还顺口对荷西吹牛道：“这个啊，是春天下的第一场雨，下在高山上，被一根一根冻住了，山胞扎好了背到山下来一束一束卖了换米酒喝，不容易买到哦！”荷西还是呆呆的，研究性地看看三毛，又去看看盆内的“雨”，然后说：“你当我是白痴？”寥寥数语，夫妻之间那种融洽甜蜜的感情描绘得淋漓尽致。


  

    

　　第二章   书法艺术

    篆刻

    篆刻艺术是书法、章法、刀法三者完美的结合，一方印中，既有豪壮飘逸的书法笔意，又有优美悦目的绘画构图，并且更兼得刀法生动的雕刻神韵。可称得上“方寸之间，气象万千”。

    篆刻是我国特有的传统艺术，从古至今已有两三千年的悠久历史。篆刻，顾名思义，即是用篆书刻成的印章，是一种实用艺术品。它又称为“玺印”、“印”或“印章”等，这些称呼都因时而异。早在殷商时代，人们就用刀在龟甲上刻“字”（即我们现在称为的甲骨文）。这些文字刀锋挺锐，笔意劲秀，具有较高的“刻字”水平。

    篆刻艺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两个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

    一个是战国、秦汉、魏晋六朝时期，这一时期的篆刻用料主要为玉石、金、牙、角等。它被称为“古代篆刻艺术时期”，它的篆刻艺术特点主要是以时代来划分。篆刻到了唐、宋、元时期，则处于衰微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楷书的应用取代了篆书，同时官印和私印从根本上分家，篆刻艺术走上了下坡路。

    明清以来，篆刻又迎来了它的第二个发展高峰期，它的艺术特点主要是流派纷呈。在这一时期文彭、何震对流派篆刻艺术的开创起了重大的作用。文彭系文征明的儿子，是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灯光石”冻石可以当做治印材料。经过他的倡导，石材被广泛地应用。在这以后的一段时期内篆刻艺术流派纷纷呈现，出现了程邃、丁敬、邓石如、黄牧甫、赵之谦、吴让之等篆刻艺术家，一时间篆刻艺术呈现出了一派繁荣的景象，直至近现代篆刻大师吴昌硕、齐白石，从而形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篆刻历史。

    邓石如是我国清代碑学书家巨擘和篆刻大家。他青少年时勤奋好学，因家贫，又住在僻乡，见闻有限。后在友人、师长的指导下，如饥似渴地把全心倾注于琳琅满目的碑拓之中，花了5年时间，临摹过几百本碑帖，学成了篆书；又花了3年时间，把隶书学到手，终于成为清代杰出的书法家和篆刻家。他在书法上的苦心钻研，悟出了“求规之所以为圆，与方之所以为矩者”的妙理，并运用到篆刻艺术上，创造了“圆劲”一派，后人称为“邓派”，这在篆刻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创新。他还吸取罗聘“刚健婀娜”的画梅理论，灌注于自己的篆刻创作之中。他的篆刻艺术成就，在我国篆刻发展史上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印从书出，书从印入”，把篆刻与书法紧密联系起来。

    吴昌硕（1844~1927），我国另一个伟大的篆刻大师。他的篆刻从浙派入手，后专攻汉印，也受邓石如、吴让之、钱松、赵之谦等人的影响。31岁以后，移居苏州，来往于江浙之间，阅历大量金石碑版、玺印、字画，眼界大开。他在篆刻上的成就，主要是他把诗、书、画、印熔为一炉，开辟篆刻艺术的新境界。吴昌硕的篆刻，今天学习的人很多。日本篆刻家河井荃庐从1898年开始就向吴昌硕请教，并向日本篆刻界介绍，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著有《缶庐集》、《缶庐印存》等。

  

    狂草与“颠张醉素”    

    狂草是草书中最放纵的一种。它渊源于今草，又与今草的体势形体不同。狂草开始于唐代张旭，他的草书特喜连绵回绕，线条偏于丰肥圆劲，甚是神异，人皆以“张颠”称之。传世铭刻以《肚痛帖》、《千字文》最著名。

    张旭，字伯高，吴（今江苏苏州附近）人，是唐代著名书法家。在书法上，尤擅长于草书。他的草书连绵回绕，起伏跌宕。所谓“张妙于肥”是说他的草书线条厚实饱满，极尽提按顿挫之妙。唐大文学家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对他的草书艺术推崇备至。他的草书和李白的诗歌、裴旻的剑舞被时人称为“三绝”。

    张旭喜欢喝酒，每次大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时人号为“张颠”。据李肇《国史补》说，张旭每次饮酒后就写草书，写时，挥笔大叫，把头浸在墨汁里，用头发抒写。他的“发书”飘逸奇妙，异趣横生，连他自己酒醒之后也大为惊奇，这恐怕有夸张之嫌。

    张旭《古诗四帖》墨迹本，五色笺，狂草书。纵28.8厘米，横192.3厘米。40188字。无款，前两首是庾信的《步虚词》，后两首是南朝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和《四五少年赞》。原迹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明董其昌定为张旭书，后人多沿此说，但也颇有争议。董其昌依据是曾见过张旭所书《烟条诗》、《宛陵诗》，他说与《古诗四帖》的笔法相同，这二诗现在已经见不到了，连刻石拓本也无流传。

    狂草另一代表人物为张旭的学生——僧人怀素。他改张的丰肥为瘦硬，风格为之一变。代表作为《自叙》及《千字文》。前人评其书法，继承张旭笔法，而有所发展，所谓“以狂继颠”，并称“颠张醉素”，他的草书对后世书法影响很大。他的字若行云流水，李白曾诗云：“草书天下称独步”。

    怀素(725~785)，字藏真，俗姓钱，零陵郡(今永州市)人。怀素７岁时到零陵县城河西20华里之外的“书堂寺”为僧,后到东门外的“绿天庵”为僧。自幼对书法怀有浓厚兴趣，经禅之余，勤学书法。因无钱买纸练字，就在寺旁空地种下许多芭蕉，以蕉叶代纸练字，因名其庵为“绿天庵”(在今永州芝山区高山寺后侧)。经长期勤学精研，秃笔成堆，埋于山下，名曰“笔冢”。旁有小池，常洗砚水变黑，名为“墨池”。现永州的绿天庵、浯溪碑林、高山寺都留有怀素的遗迹。永州现存怀素的作品有《千字文碑》、《瑞石帖》、《秋兴八首》等，属中国书法珍品。

    《自叙帖》，怀素草书。纸本，纵28.3厘米，横775厘米，共126行，698字，书于唐大历十二年(777年)，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内容为自述写草书的经历和经验，和当时士大夫对他书法的品评，即当时的著名人物如颜真卿、戴叙伦等对他的草书的赞颂。《自叙帖》是怀素流传下来篇幅最长的作品，也是他晚年草书的代表作。明文征明题：“藏真书如散僧入圣，狂怪处无一点不合轨范。”明代安岐谓此帖：“墨气纸色精彩动人，其中纵横变化发于毫端，奥妙绝伦有不可形容之势。”

  

    王羲之与《兰亭集序》  

　　在我国书法史上，有一篇被历代书法家公认为举世无匹的“天下第一行书”，这就是王羲之的《兰亭序》。

　　王羲之（321～379），东晋最杰出的书法家，字逸少，琅琊临沂人，居会稽山阴，官至右军将军，所以人称“王右军”。他7岁开始学书，先后从师于出身书法世家的卫夫人，以后又博览了秦汉篆隶大师淳朴古茂的精品，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冶于一炉，创造出“天质自然，丰神盖代”的行书，被后人誉为“书圣”。晚年书法炉火纯青，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兰亭序》就是他晚年的得意之作。

         王羲之遗留下来的书作有章草、今草、楷书、行书四种，以行书最为著名。他的行书遒媚劲健，变化万千，是书法艺术宝库中的奇葩，而其传世奇作《兰亭集序》更是行书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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